月饼象征团圆，是中秋祭月和拜土地公的必备祭品，而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是由元朝末年流传下来的。

元朝末年，汉人打算起来反抗蒙古人的统治，却苦于无从传递消息。后来刘伯温想出一条计策，到处散布流言，说有冬瘟流行，除非家家户户都在中秋节买月饼来吃，才能避免。人们买了月饼回到家中，发觉里面藏着纸条，上面写着：“中秋夜，杀鞑子，迎义军！” 于是众人纷纷起义反抗蒙古统治者，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就是这样留下来的。

　　无锡人中秋早晨一般都吃红烧玫瑰糖芋头，据说也与此有关。相传蒙古灭宋之后，民族压迫深重，汉人时刻都想反抗。有一年，大家约好中秋之夜一齐动手。为了厌胜，人们要吃红烧芋头，象征“鞑子”人头落地，这就是现在中秋节吃糖芋头的来历。

　　这个传说在潮汕各地则变异为：当时元朝统治者规定，每户潮人家都要住一个蒙古兵，受汉人供养，监视汉人的行动，并且只允许三家共用一把菜刀。老百姓恨极了，便趁着中秋节吃月饼的机会，把相约举事的纸条，放在月饼馅子里。潮人取芋头与“胡头”谐音，且形似人头，因此每至中秋，则以芋头来祭奠祖先，历代相传，至今犹存。

　　广东各地有中秋节吃芋头的习俗，据说是纪念元末杀蒙古人的历史故事。中秋节杀蒙古人后，便以其头祭月，后来改以芋头代替。至今广东人剥芋皮时仍称为“剥鬼皮”。

另外南方还广泛流传着烧瓦子灯(或称烧花塔、烧瓦塔、烧番塔)的游戏，在江西、广东、广西等地都有流传。如《中华全国风俗志》卷五记：江西“中秋夜，一般孩子于野外拾瓦片，堆成一圆塔形，有多孔。黄昏时于明月下置木柴塔中烧之。俟瓦片烧红，再泼以煤油，火上加油，霎时四野火红，照耀如昼。直至夜深，无人观看，始行泼息，是名烧瓦子灯”。广东潮州的烧瓦塔，也是以砖瓦砌成空心塔，填入树枝烧起火来。同时还燃烟堆，就是将草柴堆成堆，在拜月结束后烧燃。而在广西边疆一带的烧番塔，亦类似这种活动，但民间传说是为了纪念清代抗法名将刘永福将逃入塔中的番鬼(法国侵略者)烧死的英勇战斗，颇有爱国的思想。福建晋江亦有“烧塔仔”的活动。

　　传说这种习俗与反抗元兵的义举有关。元朝确立后，说是对汉人进行了血腥的统治，于是汉人便进行不屈的反抗，各地相约中秋节起事，在宝塔的顶层点火为号。类似于峰火台点火起事,这种反抗虽被镇压下去，却遗存了烧宝塔这一习俗。 这个传说与中秋吃月饼的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2008年起，国家规定中秋节为全国的法定假。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强行把单一民族的节日规定为全国各民族的节日，这算不上是一个敏觉的选择。莫把共产主义修正为汉族主义！有时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我不感到孤单。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统治民族，越是狂妄的时候，越容易头脑发热，越易于走向反面。
在这中秋佳节举国上下喜庆的日子里，祝大家多吃两个月饼！

他是一位历史学者。身患重病10年间，他没有离开教学讲台，没有放弃学术研究，甚至治病期间还带头深入牧区开展田野调查，完成的专著和论文达400余万字，其中许多成果填补了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的空白。

2008年7月10日下午5时许。内蒙古自治区医院住院部9楼。
满头银发的内蒙古大学著名蒙古族历史学者郝维民教授急匆匆来到弟子金海的病房。几天不见，金海因为放疗而明显消瘦了。郝教授语带哽咽，习惯性地用蒙语向弟子嘘寒问暖。
郝维民教授刚从北京赶回呼和浩特。他给金海带回一个好消息：倾注内蒙古大学几代学者心血的《内蒙古通史》已正式定稿，被全国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列入《国家社科基金文库》，不久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通史》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书8卷约900万字，记录了内蒙古地区从远古到公元200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展现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是当前我国各少数民族地区通史中规模最大的一部著作。作为课题组的核心成员，金海抱病担任第六卷《民国时期的内蒙古》的主编。该卷近150万字，金海不仅亲自撰写近70万字，还要统筹全卷，修改定稿。“金海主编的这一卷交稿最早，质量上乘”，郝维民教授不胜感慨。
今年75岁的郝维民教授与弟子金海相差22岁。他们有着师生之情、同事之谊，他们之间亲密无间的交往已达28年。“他是一个高尚、坚强、成功的人，他身患癌症是偶然的，而取得成功是必然的”，郝维民教授这样评价他的这位“得意门生”。

上颌窦腺癌极易复发。残酷的病魔一次次将金海推向深渊，几乎平均一年一次的手术，考验着他的意志。金海忍受着手术和放射治疗带来的极大痛苦，坚持完成了博士研究生学业，撰写了长达20万字的博士生毕业论文《日本在内蒙古的殖民统治研究》。在博士论文答辩会上，他的论文获得评委一致好评。
此后，金海学术创新成果多次填补内蒙古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空白。目前，除了刚刚完成的《内蒙古通史》，金海还主持着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鄂温克族现代游牧社会文化研究》，当选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蒙古学百科全书·近现代史卷》常务副主编，参与国家《清史·民族志·蒙古族篇》编纂项目。
金海与病魔顽强抗争的精神，像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一样，深深地感动着与他相识的人们。2008年3月31日，内蒙古大学党委发出向金海教授学习的号召，要求学习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顽强的精神，与病魔斗争，为事业拼搏”！6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做出决定，授予金海同志“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他是一位学者，是一位患癌症的学者，目前正经受癌症化疗的残酷洗礼。他不但要继续做他的学问，更要继续与病魔作斗争，从而继续完成他的“决定生命宽度”的工程。
 

向忠发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总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曾任前五届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革命产生了失望情绪。他否认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也否认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因而夸大了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作用，认为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当然领导者，革命的前途，只能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等到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陈独秀所谓“二次革命论”。与之相反，六大又走向左倾，不但撤了陈独秀总书记职务，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从而选举工人出身的向忠发为党中央总书记。
1928年召开的"六大"，是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这次大会颇具独特性，因而备受人们关注。会上选出的总书记向忠发后来被捕叛变，此后的很多文章在提到向忠发时，都把他写得一文不值，那他是怎么当上总书记的？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关于向忠发这个人，在以往的党史书中着墨不多。一般只是在讲到六大时顺便说选他当总书记。他作总书记后那几年的情况多语焉不详。前些年《党史研究》杂志曾发表过《关于向忠发被捕叛变问题》的文章,说向忠发是个"流氓无产者"、"大字不识几个,连文件也看不了"。他当总书记只是"挂名"。而他的个人品质恶劣,在任总书记期间,竟"利用职权大搞特殊化,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总之，给人的印象是这个人一无是处。
既然向忠发是这样一个既无能，道德品质又坏的人，为什么会被推出当领袖？这的确很让人费解。
近年来发表的一些文章对向忠发的生平有了新的描述，一般都说他出身贫苦，但粗通文字。都肯定了他在大革命时期领导武汉工人运动，做出了很大成绩，是当时较有影响的工人领袖。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党中央领导核心成员。但他并没有参与中央重大决策，而且因为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严重，向忠发作为工作在一线的工人领袖为许多人所熟悉，难以抛头露面开展工作。再加上大革命失败后不久，他就奉命率中国工农代表团出访苏联，故在党内并未被关注。
那为什么"六大"上要选他当总书记呢？这和共产国际关系很大。
一是共产国际在总结中国革命的教训中，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应当工人化。大革命时期的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更是学界泰斗。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犯了严重的错误。而中共中央之所以犯了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领导机构中的工人成份太少。他们认为工人革命是坚决的，而知识分子却脱离实际，政治立场不坚定，左右摇摆。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纠正了右倾错误，紧接着又犯了"左"倾盲动错误。而这一时期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仍然是大知识分子。新中央的成员李维汉、周恩来、蔡和森、张国焘、李立三等几乎都是知识分子。这又一次强化了共产国际对知识分子的恶感，于是他们认为要正确进行中国革命，必须大力提拔工人干部，实行领导机关工人化。
二是向忠发1927年秋至1928年上半年在苏联期间的工作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1927年10月，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得到莫斯科的指示，要求中共中央组织一个工农代表团秘密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的大型庆祝活动。中共中央决定派向忠发充当这个工农代表团的领导人。11月初，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向忠发以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和中国共产党代表名义参加纪念活动，到处作报告，给共产国际领导人留下了较好的印象。纪念活动结束后，向忠发继续留在苏联，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他在处理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班中国学生的学潮等一些连共产国际东方部都感到棘手的问题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果断与魄力。在1928年共产国际九次执委扩大全会期间，向忠发参加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小委员会，与斯大林、布哈林共同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向忠发在会上的报告中批评中共中央，认为中央领导人屡犯错误，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所致。他强调，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向忠发的发言进一步强化了共产国际改造中共中央的决心。共产国际于是决定选一个工人出身的人当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们的目光很自然地就集中在他们熟悉的向忠发身上。共产国际要求必须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担任中共首脑，向忠发因此而成为中共领袖。

向忠发(1880-1931)，又名仲岁。湖北汉川人。工人出身。1894年14岁到汉阳兵工厂当学徒，两年后进造币厂做工，后来又到轮船上做过事。1911年后到汉冶萍公司的轮船上工作。同时也是石码头帮会的小头目。为人性格粗暴，又奸又狡，外号“奸狡佬”。向手下带徒弟多人专门坐茶馆，摆抬子，敲诈勒索找外快，酗酒骂街打群架，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是他的日常工作，因此负伤多次，右手食指残废，腼有伤痕。他结识一些无赖、泼皮自组成帮，好勇斗狠，平日不务正业。好赌博，进出赌场，师法赵匡胤，输赖赢要，仗势欺人，独霸一方，人人说他是汉口的一个大流氓，望而避之。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湖北的共产党员林育南、许白昊等领导工人成立了武汉工团联合会，他从此开始参加工人运动。1922年8月担任汉阳钢铁厂工会副委员长。12月任汉冶萍公司总工会副委员长。在XXX同志的介绍下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从事码头工人运动，在武汉码头工人中有一定影响。1923年3月参加京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3月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参加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的工作。1924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夏秋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主管职工运动。10月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此后专门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年6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没有出席中共八七会议，但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其实，向忠发是一个大流氓和工贼。他经常出入于各妓女院，在妓院认识了一个妓女，做了他的情妇。
10月他和李震瀛率领中国工农代表团和学生团去苏联，他担任代表团主席团主席。同时他还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2月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他和李震瀛还同苏联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一起联合起草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不久他又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
同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他还是中共六大政治委员会、组织委员会、苏维埃运动委员会、妇女委员会、财政审查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和职工运动委员会的召集人。由于当时党内过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在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
六大对本届中委人选会内会外酝酿多时，由各代表团一致联名提出就史文彬与苏兆征二人选出书记一名，并解说史资历长，苏在南方海员中有威信。大家认为史品质最优，而苏则有才干，并史、苏二人均工人出身。最后大家同意建议选史文彬为书记，米夫亦首肯。　
当时瞿秋白、李立三等认为史文彬为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人，史为人正直无私，如史领导中央，对他们不利，乃连夜纠集一部分旧中央人员往见米夫。史为人傲，不如向忠发驯顺听话，瞿李请求以向代史，此种说法深中米夫私衷。米佯称到时再说。　　
大会后三日，一届中委会，在Klin宫（克里姆林宫）举行，斯大林出席指导。斯大林坐左端主位，文虎坐其右，苏、史坐其左，灯光之下，斯眼际有鱼尾纹。他双目平视，说话声音低沉。讲话内容：中国革命形势目前没有革命高潮，处于两大高潮之间，以食指比划一个马鞍形式。最后鼓励代表们回国后好好工作，争取革命高潮早日来临。语毕退席。
米夫就位，宣布国际决定任命向忠发为中共书记。米夫推向为书记，全体愕然。经过米夫说明这是斯大林的意思，大家只好勉强同意。米夫等人见状，带头鼓掌，鼓掌者却寥寥无几。米夫即起立提议史文彬为本届监察委员会书记，散会。由于国际方面认为向奴性充分，可以利用；史、苏为全总系统，不好指挥，所以坚持以向忠发为书记。项英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自作主张，一不敢揭发向忠发平时的恶劣品性和错误，还可能因为向是湖北汉川人，是项同乡，其次怕人怀疑自己想当书记等。　　
书记产生后，按程序应选举政治局委员，米夫站起来说今天没时间，以后再说罢。但是以后并没有召开全会，中央分工均由米夫暗中布置，外间无由知悉。由向忠发、李立三几个先回国的中委，抢先凑了一个政治局，造成事实。有人质问向忠发，他拍胸膛说，这事由我负责，以后再也没有改动了。这种偷窃行为都是米夫一手造成的。　　
向忠发穷途末路，已届绝望，忽登书记宝座，大出本人意料之外，情不自禁，逢人便诉：“时来运来，讨个老婆带财来！”从此他对瞿、李等感恩图报，言听计从。事后瞿得意忘形对人说：“我们导演的是‘指鹿为马’的喜剧，党内可以太平几年了。”
向忠发利用职权包庇左右一群小丑，死心踏地结成一个死党，乱说乱动，违法乱纪，任意横行。向忠发曾对米夫吹拍带骗，发誓赌咒表示忠心诚意。他自己说，对上司就是要象哄孩子一样，哄过去就算了，事过境迁，就成一笔烂帐，谁还会理落呢！他把好好一个党弄得七零八落，毫无生气。为祸于党，永无宁日。　　
“六大会”竣事，向忠发回上海后，伙同李立三组织新中央。一朝大权在握，越发趾高气扬起来。向忠发为人既无理论修养，又无斗争经验，品质、道德更是恶劣，因此工作能力非常缺乏，不称其职。但是他也懂得一套流氓帮会组织生活。在上海就职会上，向忠发忸怩说：
“我是大老粗，斗大字不认得一笆斗，党龄也短，对当家事有些尴尬，实在办不下来。”×首先起立，大声说：“今天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大喜日子，你在中国是当代东方马列大师，能文能武，又红又专，我们对你拥护到底……。”××立响应，一个箭步走向前去与向拥抱起来，连呼：“大喜事，大喜事。” 　　
第二天常委开始工作，向旨：昨天就职典礼，不够隆重，有些为难。×：目前大家心里有些嘀咕，理应振肃一番，左右开弓，来个下马威，每人给上套笼头嚼子，以后才能办得开。李立三乃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名单，主张先进退一批干部，以树立威信。李说：“我们先把这些破铜烂铁打扫得一干二净，然后软硬兼施，组成一个新班子，局面自然会开展起来。锣鼓调子由我们决定，你只挥棒吆喝扬鞭就行了。反正不让你烦恼就是了。”向忠发说：“这还使得，一切听你们摆弄！”由此开端，一台封神大轴，连环大轴戏就开锣了。　　
向忠发侥幸做了地下王国的头目，他也就安之若素，以大革命家自居，说自己是一贯正确的老子！与此同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他作偶像，上欺下压。这样一来，他就过着不折不扣的木脑壳生涯，是该集团的木脑壳，天字第一号，一张王牌。他们日常工作就是召集会议当主席，吹吹拍拍，必要时就骂小同志，会议开完万事皆忘。某些人利用他签名盖章，发布文告，他也是糊里糊涂，唯命是听。他们天天哄抬他，照顾他，使他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　　
过去向忠发的生活，对待手下人们就是一手拿号筒，一手拿鞭子，习惯久了，要改也改不过来，所以下级同志们见了他就敬而远之走开去，怕拢边。向对下级同志如对徒弟一般，吓唬，吆喝，谩骂，装腔作势，大言壮语，恬不知羞。向认为他们是一群打不知痛，骂不知羞的家伙，只有这样才能立威。他们居高临下，抢占“左方”高地，捧上压下，排斥异己，打击报复，专整新旧干部，骂倒一切，不容分辩！向忠发说过：
“我当这书记也不简单，是前世修积得来的，你们给我跑龙套，总算瞧得起我，我决不会亏待你们。”“你们识相些，一切都好办，如果要顶牛……”他尝说，×××是老实坨子，我的话他不敢违拗，不敢哼一声，不顺我不行。　　
向忠发未进过正式学校，自称斗大的字认不到几箩筐。升任书记后，除聘黄为秘书，黄去后，改为潘闻宥为秘书。遇到必要时，左右叫他出来讲话压台，由于他不识字，所以不能念，讲稿只好先给他讲一番大意，要他照讲。他不耐烦，说你们的讲词我记不清楚，左边耳朵进，右边耳朵出去了，还是我讲我的，你们记录，这样两便些。因此他讲了些什么内容，事后便忘得一干二净。秘书问时，他说这有甚么问的，你们看怎么写，就怎么写下来吧，只朝好里说去。登刊后我也不必问，更不必知道内容。第二天，报上发表了讲话，潘闻宥还推崇向忠发是“东方革命理论大师”！
向忠发确实也算得上是一个“理论大师”！他虽然不会念字，但由秘书写了念给他听，他点头同意了，就拿到党报上，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他不就成为了“理论大师”了吗？　　
向在中央开会时，总是精神不振，春盹。遇表决时，旁人叫醒他，他不耐，说：“你们表决就算了，何必闹醒我瞌睡。”中央文件由潘闻宥以向名写文章很多，起初念给向听，有一次向不愿听，说反正不过是那些话，念不念都没关系。　　
由于向忠发长期过着偶像生活，而且自高自大起来，目中无人，瞧不起群众，最瞧不起知识分子，而且自己觉得中央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这样就养成一种个人的优越感，认为一切工作都在顺利发展，就是遭到失败，他也说是胜利。在一次会议上，同志们向他提意见，批评中央的政策，他听不进耳，大发脾气说：
“中国革命归老子负责，用不着你们多嘴。”后王仲一说：“老向近来越搞越不象话了，这样下去非常危险。” 向说：“工人由工头管，庄稼汉由保甲长管，一行服一行管是正道理。你们调皮捣蛋，敢同老子作对！野杂种，没好样！”说时拍着胸膛自指鼻梁，高声道：“你们睁开狗眼看看，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老子是正确的老子，硬帮帮的，响当当的，你们不服我管，就是不守纪律，老子决不饶你们，入你祖宗八代！……”同志互相告语：“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相诫勿与他打交道！向忠发闻此说，不以为忤，反自傲说：“大家怕我，正好，老子就无人敢惹了！”　　一次他在沪东区训话，一板一眼地宣讲道：
“天上有玉皇，地下有阎王，山上有山神，海里有龙王，万事万物没个管行吗？中国天下分为两面，地面上的划为蒋老总管，这地面下就归我管。我老子是硬梆梆、响当当的正确，你们不遵守纪律，不服我管，他妈的祖宗八代！”以下胡说八道，拍桌助快，大家纷纷退席，一哄而散。　　
向忠发对待向他提出批评的同志是极端粗暴的，他尝说：“×××专同我顶牛，妈的！我入他祖宗八代！看他有好下场?!”××被捕入狱，他大笑云：“现世现报！活该！” 　　
对于向他进行忠告的全总工委同志，他怀恨在心，凭白诬他们有右倾倾向，口口声声说：“要送他们去莫斯科学习，不去不行，老子不答应。老子拼着书记不做，决不放过这些小子！”“臭知识分子，不识抬举，可恶，可恶，这种自由主义应按纪律给以制裁！”

向忠发实际上并未起到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作用。1928年底从苏联回国。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盲目地实施“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冒险进攻计划。向忠发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附和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虽然还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但大权却已经被王明、博古等人所控制。
向忠发此人，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一会儿听李立三的，一会儿听瞿秋白的，后来又听王明的，连他自己也对总书记职务厌倦了，追求起生活的安乐。他跟妓女杨秀贞姘居。那时，顾顺章曾介绍过一个女佣给杨秀贞。虽然向忠发搬家后，那女佣被解雇了，但顾顺章找着女佣，从她口中掏线索。女佣说及一重要情况：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做一件衣服，尚未做好，可能过几天会来取。
顾顺章当即许以重赏，要那女佣在裁缝店附近静候，“守株待兔”。
果真，过了些天，妓女杨秀贞前来取衣。取走后，那女佣在后面跟踪，跟到了向忠发新的住处。当女佣出现在门口，向忠发知道事情不妙，便从后面逃走。
向忠发立即转移了。妓女杨秀贞也转移了，和任弼时夫人陈林(即陈琮英)住在一起。当时，任弼时已经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一九三一年三月离沪)。
国民党悬赏10万元抓捕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向忠发从中统特务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中统特务们深为遗憾。于是他们加紧追踪这条“大鱼”。
中共中央考虑到向忠发的处境已很危险，决定要他赶紧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临走前夕，向忠发无论如何要见妓女杨秀贞一面。他说：“不见不走!”
毕竟是总书记，总得尊重他的意愿。不过，中共中央负责人跟他说定：“见一面马上就走，不能在外过夜，以免有危险。”
向忠发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午来到妓女杨秀贞那里，过了一夜才走。第二天清早，当他来到静安发寺英商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时，忽地一群人一拥而上，把他逮住，当即用汽车押往善钟路(今常熟路)捕房。
向忠发被捕，是由于被车行的会计叶荣生认出。叶荣生是“探勒”汽车行会计，过去在上海互济会听过向忠发的报告，认得他。他伙同他的姐夫范梦菊以及范的堂弟范忠一起向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告密。知道向忠发常到“探勒”车行租车，于是，他们在那里布下了罗网。
向忠发是个软骨虫。被捕后，他便叛变了。他就供出了陈琮英和杨秀贞的住址，使她俩马上被捕。向忠发又供出了设在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一一四一号的中共秘密机关，使那里的中共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张越霞后来进入延安，和博古结婚。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博古死于空难时，张越霞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怀博古》一文)被捕。
向忠发还带着特务们去抓周恩来、瞿秋白，扑了个空。因为周恩来、瞿秋白闻讯已经转移。特务们审讯陈琮英，向忠发居然出面对质：“你不要编口供了，有什么就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也是向忠发出面对质。所以，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及：“他(指向忠发——引者注)的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上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
这样，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三天——六月二十四日，便被押上刑场。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照样结束了他的生命。
向忠发被杀后，中共中央由政治局常委王明临时主持工作。
让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这个叛徒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当时共产党人过分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实行唯成分论和极左路线的血的教训。这个血的教训提示人们：工人、农民或无产者有革命的积极性，但没有当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素质与文化水准。将军可以当战士，但每个战士不一定都能当上将军。
 

【长篇小说《懦夫》】
萨空了的长篇小说《懦夫》是新中国开山之作。它代表了旧知识分子的爱国之情。
长篇小说《懦夫》1949年11月初版 ，香港大千出版社， 32开112页。
萨空了的《懦夫》是新中国开国大典后的我国第一部长篇小说。最初，作者37岁时于1944年在桂林集中营里写出，是一部描写男女知识分子的爱情小说，描述了办报人翁洽先生与自由撰稿人依莎女士的爱情悲剧。翁洽先生本是有妇之夫，他在香港办报纸期间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有夫之妇依莎女士。由于共同的思想情趣，他们相互产生了爱慕之心，日夕不能分离。但翁先生性格懦弱，不敢摆脱不幸的家庭婚姻而去追求真正的爱情生活，最后他和依莎女士的爱情以悲剧告终。
萨空了写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由于是在监狱，所以对其进行了认真的思虑，尤其在小说的结构安排和整体构思上，是费了一番心思的。他没有以第二人称、从全知的角度展开故事情节，而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我”，即克干太太，在得知曾寄居她家的老师兼朋友翁洽先生奔赴抗日前线失踪后，回忆翁洽向她讲述的他的一段爱情生活，以此展开故事情节。所以，这部小说读起来感到亲切、可信，具有感染力。
小说不但写了爱情题材，而且也写了重大题材————抗日爱国，表现了知识分子是怎样爱国的这样一个重大主题。翁洽和依莎两人是地地道道的旧知识分子，翁是办报人，依是留学回国的自由作家。他们虽然在各自的遭遇上有所不同，但在抗日爱国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小说虽然描写了两个各自组织了家庭的男女之间的爱情生活（婚外恋），但它格调高尚，真实地反映出主人公对纯真爱情的追求，具有给人一种奋发向上、催人进取的感召力。
关注现实、追求理想是长篇小说《懦夫》的思想特色。作者萨空了在小说里曾借翁先生之口说：“现在看小说的读者，多半还是张资平时代的水准，这也是一个恋爱故事，如果他们以看张资平小说的心情来看这故事，我会感觉受了侮辱。”长篇是在总体把握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着重在事件发展的分析上多用些力”，来反映社会现实，塑造人物形象的。
《懦夫》所描写的时代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男主人公翁洽是个充满爱国激情的热血青年，女主人公依莎从国外回到香港，急切想为祖国抗战做些实际事情。一次朋友相邀，翁洽邂逅依莎女士，约她为他办的报纸写稿。依莎应约写来两篇不满港英政府歧视中国人和批评妇女只顾打牌跳舞的文章，翁洽加了按语予以发表。后来，翁洽推荐依莎翻译一部英文本的描写中国北部抗战的书，使依莎确实感到自己也是在为抗战做工作了。
其间，两人多次相约游玩，畅谈理想人生，使翁洽自认为“我从她才开始体会到所谓家庭的幸福”，并感到谁也离不开谁。“她给我的帮助，是叫我懂得了生活如果自己会安排，它将成为一首清新隽永的诗；我给她的帮助是叫她在生活中找到了一片新的天地”。但他们并没有陷入缠绵的爱情之中，当翁洽为国内轰轰烈烈的抗战热潮所感召，决定回内地参加抗战时，依莎表示支持翁洽的行动，并尊重他的意见，只做精神夫妻，各自维持家庭现状。此时的依莎还是个“贤妻良母”式的女子。
俩人分别数月，更感到刻骨铭心的思念。此时正好翁洽在大陆组织了一个大型调查团到香港采买设备，俩人又得以见面。翁到港后恰遇依莎的丈夫——一个国民党官吏，由内地回港。为了维持各自的家庭，翁洽决定再不见依莎，表现了他在爱情婚姻方面的懦弱与保守。后来依莎丈夫回重庆，翁洽的家属也转往内地，这时他们才又得以相会，并以抗日大事互相砥励。数月之后，翁洽准备押运设备回大陆，他们又经受了一次临别的考验。依莎继续支持翁洽的事业，对翁说：“为人类求解放这目标是我们相爱的桥梁，我怎能为了爱，叫你从为人类求解放的战线上逃亡！”表现了他们爱情的高尚和知识分子的爱情观。最后依莎决定与翁洽同行回内地参加抗战。
经过数月颠簸，依莎一路上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国民党官吏乘机发国难财、醉生梦死的龌龊行为，到重庆后，终于与破坏抗日而不思悔改的丈夫绝裂，自己走向社会从事抗日工作，从一个“贤妻良母”转变为一个为人类翻身解放而奋斗的战士。而翁洽却再次退让，离开重庆前要求依莎等待他数年。后依莎不幸去世，他深感内疚，痛感正是自己的软弱杀害了心上人。小说的故事情节表明，翁洽虽在国家大事面前勇于奉献，具有为人类解放事业奋不顾身的精神，但却做了封建礼教的俘虏，在爱情方面是个十足的“懦夫”。
长篇小说《懦夫》比较成功地塑造了翁洽与依莎这两个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揭示了抗战中各色人等的不同面貌，赞扬了爱国知识青年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勇于为国分忧、为民请命的献身精神。故事情节并无曲折复杂之处，作者希望“不叫我写的主要中心，为故事的情节发展所掩蔽”，但在描写翁洽与依莎的爱情故事时，也不乏精彩纷呈的场面，俩人的爱情发展合情合理，由相识到相悦，以至相恋，由浅入深，呈现出清晰生动的轨迹。作者注意调动多种文学手段来写人叙事，刻画人物内心世界，使一个爱情故事在抗日的大背景下如泣如诉地展开，产生了较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萨空了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他不仅有丰富的办报实践和独到的新闻理论，而且具有我们前辈进步新闻工作者的优秀品格：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尚的职业道德。
在旧社会，统治者对付新闻工作者的办法，是一只手拿着钞票，一只手拿着手枪。那时，一切有良心、有主张、有骨气、有斗志的新闻工作者，即使侥幸不成为殉道者，也必然的要被弄得遍体鳞伤，寸步难行。面对这种环境，新闻工作者应该怎么办？萨空了在1943年4月写的《香港沦陷日记》一书中说：“我既生在这样的时代中，又选定了新闻记者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自只有坚强地负起自己应负的历史使命。所以自从作了记者以来，兢兢业业的工作，唯恐走错了路。我常常警告自己，不应把自己所编出来的报纸，当作翌日即是覆酱瓶的烂纸，而应当把它看成那是组成人类历史记载的一部分，假使不能将亲历的一切，忠实的写出，那我们就是那些伪造历史者的帮闲，即使出于无心，也是罪无可绾。”
萨空了一直是按照自己已许下的诺言，严格要求自己的。面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恶势力的压迫，他没有违背自己的良心，放弃自己的主张，丢掉自己的骨气，丧失自己的斗志。相反，他用自己的机智，在报纸上跟他们展开斗争。
那是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然而中央社播发的消息里，却反诬新四军叛变。国民党中宣部还强令各报对他们的中央社发的稿子不得更改一字，照登原文。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是不做违心论者”，萨空了说，“当时，我正在重庆《新蜀报》工作。虽然我和报馆里其他进步新闻工作者不能像《新华日报》一样，公开拒绝刊登此文，但是我们也没有完全照它说的去登。我们在标题上做了文章。对中央社消息的前半句，新四军‘抗命叛变’，我们不标，标的是它的后半句，成为‘新四军全部解散’。通过这标题，让读者领悟到‘皖南事变’的真相。”后来，萨空了谈起这件事，还感慨地说：“坚持真理，对新闻工作者说来，是多么不容易，特别是在旧社会，更是困难重重。但不管怎样，我们就是不能歪曲事实，违背真理。”

新中国成立前，萨空了从没有向人提过自己是蒙古族。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在一次与李维汉的谈话中，他说自己是蒙古族，李维汉就对他说，改回来嘛，恢复自己的民族属性。
在解放初期至“文革”前这段时间里，他用力最多、贡献最大的则是少数民族的文化工作。1950年，周恩来总理召集有关人员在怀仁堂开会，宣布组织中央西北访问团赴西北5省考察慰问，团长是沈钧儒老先生，副团长是朋斯克（蒙古族）、马玉槐（回族）、萨空了。临行，李维汉到车站送行时对萨空了说：“你从现在起就恢复蒙古族的身份吧！”也就是从这时开始，萨空了才正式宣称自己是蒙古族。一九五0年8月，萨空了作为中央访问团西北访问团副团长，和团长沈钧儒，副团长朋斯克、马玉槐一起赴西北五省民族地区慰问。一九五二年，他又以中央代表团副团长身份访问了东北地区。一九五四年，萨空了开始担任国家民委副主任兼民族出版社社长。以此为起点，他在民族文化工作领域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他先后主持创办了《民族画报》和《民族团结》杂志，并担任民族歌舞团、民族文化宫、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等机构的领导工作，被誉为“新中国民族文化工作的开拓者”。
郝纯一曾经担任过民族画报社社长，自1958年从新华社调到《民族画报》编辑部后，便一直在萨空了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在他的眼里，萨空了是一位业务娴熟、工作敬业、平易近人的好领导和老前辈。《民族画报》的前身是《人民画报》的副册，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在萨空了的倡议下于1955年成立以汉、蒙古、藏、维吾尔、朝鲜、哈萨克6种文字编辑出版的《民族画报》，从此，中国历史上第一份用民族文字出版的、反映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画报诞生了。
　那时，画报社每年在春节前后都要召开全体业务人员参加的采编会议，只要萨空了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会议，每请必到。他在会上给大家讲国际、国内形势，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讲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情况及宣传报道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他经常说：“在世界上，除中国外，还没有哪个国家专门为本国少数民族办一个画报。因此，你们的任务是光荣的，责任是重大的。你们要很好地学习，努力工作，要办好画报，为少数民族服务。”
萨空了不但在思想上给予采编人员们以武装，而且对《民族画报》全年的报道工作和主要选题的制订，都给予指导。对将要刊登的稿件，特别是重要稿件，亲自审阅，有时甚至连标题、标点符号都给予改正。每当画报社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或问题，无论平日或假日，白天或黑夜，只要有事情向他汇报、请示，他都安排时间，及时帮助解决。
　 萨空了特别重视发挥编辑部同志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又十分爱惜人才。他经常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各种办法来了解情况、熟悉干部。因此，他脑子里装了许许多多干部的情况，《民族画报》的干部他差不多都可以叫出名字来。对于他们的长处或缺点，他都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和正确的分析。当时担任编辑部副主任的庄学本同志，是位老摄影家，也是一位养獐取麝(香)的科学研究工作者。萨空了指示画报社干部，要重视和支持这项科研工作。在庄学本和其他从事这项科研工作的同志共同努力下，养獐取麝(香)终于获得成功，改变了我国以往“杀獐取麝(香)”的状况，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1966年“文革”骤起，萨空了被停止了一切工作，下放到干校劳动，直到1973年，他被任命为国家民委临时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重新开始了工作。1978年，他调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在离开民委前，他在日记上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收到《民族画报》七月号稿。这是经我审稿的最后一期。从1974年1月，我坚决要编辑部复刊起，共办了四年零七个月。在风风雨雨中，这也是此生可纪念的事。现在是告一段落了。”
虽然离开了民族工作岗位，但他仍然关注着少数民族的文化事业。每当民委的同志来看他，他总是热情地接待他们，倾听他们的工作，为他们取得的成绩而喜悦。
 
萨空了(1907-1988) 是中国当代著名记者、作家和学者。北京大学肄业。笔名了了、艾秋飙。蒙古族。蒙古名萨因泰。有人曾问他，您是不是元代蒙族大诗人萨都剌的后代？萨老笑着说：“我父亲名讳萨因泰，翻译成汉语是有福的意思。我们才开始姓萨。”原籍内蒙古昭乌达盟翁牛特旗，1907年3月26日生于四川成都，1988年10月16日卒于北京。爱妻郑小箴，汉族，政协委员，是著名学者郑振铎之女。
萨空了祖上本是蒙古族正黄旗，清初随军入关后，就一直世居在北京。他父亲石麟是个老实巴交的读书人，为了躲避家事纷扰，便托人谋了个外差，在川督赵尔丰手下做文官。萨空了出生时，父亲为他取名萨因泰，意思是有福之人。辛亥革命后，石麟又举家迁回北京。此时，世事动荡，石麟无法再外出谋生，只得在家里尽其所能地教授儿子读书，45岁时便在贫病交加中撒手人寰。
 那一年，萨空了14岁。为了生存，他早早地踏入了社会。经过勤奋的自学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到了上世纪30年代，萨空了已是一名充满激情的爱国青年。1921年在北京协和外语学校半工半读,1925年在中法储蓄会任办事员,后任秘书处主任。
1927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风华正茂的萨空了爱好书画、擅长赋诗著文，从1927年开始，在工作之余又先后兼任了《北京晚报》副刊《余霞》、成舍我创办的《世界日报》等报刊的编辑工作，并在多家报纸上投稿建言，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由于思想“过激”，萨空了还曾遭到了国民党华北当局特务的“警告”，要他“不要自讨苦吃”。后任《世界画报》总编辑,兼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讲师,中国大学和民国大学新闻系教授,并在北京新闻专科学校授课,1930年任天津《大公报·艺术周刊》主编。
上海民族志记载：上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源远流长，元代买闾、沐仲易的诗、阿里西瑛的曲、清代改琦的诗、近代冒鹤亭的诗词、当代黄裳的散文、沙叶新的剧作、陈村的小说，皆闻名于时。少数民族京剧艺术家对海派京剧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贡献。汪笑侬倡导京剧改革在前，金少山、马连良、言菊明、程砚秋等名家均成名于上海，推波助澜于后，言慧珠、言少朋、李玉茹、王正屏、孙花满则成为上海京剧界的名演员。上海有3000多位少数民族科技工作者，活跃于各大学、研究所、厂矿企业。其中有300多人具有高级职称，他们中包括了舰船维修技术专家萨本茂等。在新闻出版界，少数民族老报人伍特公、萨空了、萧乾等在抗日战争中，积极投身抗日宣传，影响甚大。
1935年，《世界日报》的创始人成舍我邀请萨空了到上海担任新创建的《立报》编辑（后担任总编辑），就是在这个岗位上，萨空了慢慢成长为一名著名记者，登上了中国新闻事业的大舞台。被称为是中国杰出新闻出版家的萨空了南下当《立报》总编辑也不过 29岁。到上海后，他在《立报》开设了副刊《小茶馆》，并在《小茶馆》的发刊词《向“下”走的告白》里这样写道：“本刊的目的，绝对的希望，把它贡献给‘上层社会人们’心目中所称的‘下层民众’。要努力于以浅显通俗的文字，写出有益于他们的进步和应具常识。刊头之所以称《小茶馆》，就是希望黄包车夫也可以进来坐坐，而不是像某某饭店之类，叫苦朋友们走到门口，都不敢迈进去。”
 《小茶馆》十分重视倾听劳苦大众的心声，后来又增设了读者来信专栏，每天刊载读者来信，提问题的、诉冤屈的、求帮助的、提建议的，只要是有普遍社会意义的文章，萨空了都会选登出来并附评论文章，针砭时弊。可以说，是《小茶馆》首开了中国报刊史上总编亲自编读读者来信的先例。
在他主持下，《立报》实行精编主义，受到读者欢迎，成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其间，他在《立报》文学副刊“小茶馆”上以“了了”的笔名发表了大量的贴近群众、针砭时弊的散文作品，影响颇深。冯亦代说过：我认识空了，早在１９３９年，那时他在香港主持《立报》的工作，我们一群文学青年正在和国民党御用文人大开笔战，批评他们提倡写新的风花雪月的文章。我去找他，希望《立报》的副刊能够援助我们这次笔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从此相互订交。我不认识他时，就听到不少关于他的传闻，最吸引我的是他幼年失学，自学成才的故事。等我见到他时，他不但文章泼辣，更写得一手漂亮潇洒的毛笔字，而且对于英语也有造诣。
提到读者观、为读者服务,人们无疑会想到报人邹韬奋,却很少注意到萨空了。事实上,萨空了在主编《立报》副刊《小茶馆》时所表现出来的面向下层民众的读者观不容忽视,是值得后人借鉴的。萨空了是我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也是优秀的新闻学者、新闻教育家。他于1935年11月到上海参加《立报》工作,先是担任副刊《小茶馆》的主编,1936年9月开始,担任《立报》的总编辑兼总经理。《小茶馆》的前身是张友鸾主编的副刊《点心》,萨空了接办后则把它更名为《小茶馆》。在接办《小茶馆》副刊两年多的时间里,萨空了所表现出来的读者观念与以往其它报人都有很大区别。
“你过去办过的报纸，哪张感到比较满意？”有人向他问道。
萨空了略加思索后，回答说：“在30年代那个历史条件下，上海《立报》可算是办得成功的。”
他这么说，不仅是因为自己曾担任过《立报》总编辑，主要是因为这是一张版面新颖、内容丰富、言论进步、定价低廉的报纸，获得了读者的欢迎。它的发行数是当时小型报纸中最大的一家，达到16万份，不只发行到国内各大城市，还发行到有华侨的东南亚各埠。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在北京图书馆报刊资料室里，藏有这份1935年9月20日创刊的报纸。它的大小，和现在《北京晚报》一样。套红的报头放在顶上居中地位，两边是新闻照片及漫画。在余下不到4000字左右的第一版里，它采用竖排的方法，放了近20条国内外新闻。其它各版的文章，同样是短小精悍。特别是评论，每篇不超过300字，每天刊登二至三篇。《立报》可算是一张小而精的报纸了。
萨空了主编的副刊《小茶馆》，称得上是《立报》的一颗明珠。虽然它同另外两个副刊《言林》和《花果山》一样，办得精彩，但就其社会影响，它要比它们大得多。这固然同它们的性质不同有关，《言林》注重文艺，《花果山》偏重讲故事，《小茶馆》则是一块供读者发表意见的园地，这是萨空了苦心经营的。
《小茶馆》不大，只有半版左右篇幅(约2500字)。可是就在这小小的天地里，放置了不少东西，其中有《大众常识》专栏，介绍常识及科学和历史等方面的知识；有《小记者》专栏，刊登50多字短句的文章。除此之外，它主要是登载上海及内地读者的来信，揭发那里许多的黑暗的、又为一般人所不知的情况。与此配合的有一个《点心》专栏，专门刊登萨空了用“了了”笔名写的短评。这个为读者称道的“了了信箱”，形成了一种针砭时弊的舆论力量，冲击着当时的黑暗社会。因此，《小茶馆》自然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如1936年7月13日，这个专栏一字不易地刊登了两封来信，它们是从许多读者不满国民党上海市“党国旗制销局”强迫各住户购买国旗的来信中选出来的。读者在信中说：
每家住户必须用大洋九角去购买一面国旗，“可是我们邻居，有无数每月只有七八元收入的，他们家无隔宿粮，过一天算一天，这九角一面的国旗，就要去掉他们五六天的粮食，你不买，他问你：‘你是中国人吗？’难道不买国旗便不算中国人吗？买了国旗就算是中国人吗？吃饭，总是一切的前提啊！”
对此，“了了”在《点心》栏里发表了《关于强销国旗问题》的短评，对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抨击，指出：“吃饭似乎比一切重要，当局不应违背民意。”
“了了信箱”刊登的这些来自本地和江、浙、湘、桂等内地的读者来信和“了了”的短评，对旧社会黑暗情况的揭露是比较广泛的。它包括教育、劳工、医疗、税收、新闻等方面的制度和国家主权、民众疾苦等方面问题。由于刊登了这些来自基层的真实内容的信件和说明透彻，言之动情的短评，《小茶馆》在大众中声誉提高了。读者在来信中说：“立报小茶馆一栏，真不愧是真正的大众口舌，读者凡有意见，先生都尽量予以发表，造福社会实在不浅。”
而萨空了呢？他在编辑《小茶馆》专栏的过程中，也为之动情。他在立报创刊一周年纪念日写的《编小茶馆的感想》一文中说：“我每天要看几十封信，并直接回答他们若干封信”，“粗糙的纸和歪斜的字，带给我的感情”，“落下泪的事，都曾有过。”“我因为编了小茶馆才知道社会的广大，群众的可爱。我读了他们的信，不由得不使我想起自己的一切献给劳苦大众，不由得不使我为劳苦大众呼号。”
萨空了为劳苦大众献身的精神，渗透在他任《立报》总编辑的整个时期。当时《立报》在宣传报道华北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双十二事变’等抗日救国活动中，非常活跃，给民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这个时期的办报活动，对萨空了来说，留下的印象也是深刻的。他告诉我们说：“我正在写这段办报史，因为我想，它对现在正在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也许会起些作用。”
1938年4月,上海沦陷，《立报》停刊。他转至香港复刊《立报》,仍任总编辑兼经理。萨空了离沪时,胡朴安赠诗一首:“此日难为别,干戈扰攘中。万缘殊未了,壮志拒能空。事业千秋在,精神两地同。莫嗟前路隘,后羿正弯弓。”内嵌有萨名,末句含抗日意。

1941年任重庆《新蜀报》总经理。
冯亦代说：又过了两年，忽然有人在（重庆）北碚的街头看见他，身旁有个“陪伴”，与他劈面相逢，谁也无法打招呼。又过了些日子，友辈盛传他在复旦大学马宗融家里出现了，而且带来不少他的狱中故事。我重见他时已是１９４５年秋，他已成了传奇故事中的人物。因为凭着他的机智勇敢，他竟对军统的大小头目大大戏弄一番，终于他被交保释放。
1942年的除夕，田汉、欧阳予倩收到重庆寄来的一封信，说这一天是戏剧家洪深先生的50寿辰，当即决定在广西省立艺术馆举行座谈会，为著名戏剧家洪深祝寿。田汉提议每人出5元份金，他自己首先把刚领到的100元稿费掏出来，说是会后吃面。虽然时间匆忙，又是临时通知，结果到到场的有杜宣、孟超、熊佛西、柳亚子、端木蕻良、安娥、郁风、叶仲寅、许之乔、萨空了、周钢鸣等共19人。
开会前，诗人柳亚子诗兴大发，在一张宣纸上首先写了一首祝寿诗。接着，田汉说明这次集会祝寿的意义，大意是为了扩大党领导的文艺运动的影响，推动抗战戏剧运动，也为了表示对进步文化界人士的决心，在重庆、桂林等地文化界人士集会祝洪深寿辰。欧阳予倩也在会上讲了话。
会后大家去嘉陵川菜馆聚餐。到了嘉陵，大家决定再联一首寄赠洪深，席间你一句，我一句，即兴联句如下：

洪深一代才，（端木蕻良）才大如江淮，（柳亚子）
照人以肝胆，（宋云彬）叱咤生风雷。（田汉）
名成不怕死，（萨空了）艺逐蔷薇开。（田汉）
啄食香稻米，桃花劫后灰。（端木蕻良）
五奎桥畔柳，（孟超）多年媳妇哀。（周钢鸣）
离离寄生草，仆仆京华街。（端木蕻良）
铁板录红泪，醉梦图悲怀。（田汉）
犹有包得行，妙笔脱旧胎。（柳亚子）
压岁钱多少？海棠花之魁。（安娥）
黄白又丹青，妍 巧安排。（郁风）
世事如棋局。慷慨共徘徊。（欧阳予倩）
风雨压归舟，把舵不可歪。（熊佛西）
今日为君寿，美酒红香腮。（向秋）
心如飞将军，遐龄祝浅哉。（叶仲寅）

  这首诗由到会者即兴联句，诗中巧妙地嵌入了一些洪深的剧作名称，如《香稻米》、《劫后桃花》、《五奎桥》、《寄生草》、《醉梦图》、《包得行》、《压岁钱》、《黄白丹青》、《风雨归舟》、《飞将军》等。全诗妙趣横生，浑然一体，真是别开生面，也是对洪深几十年来话剧创作功绩的充分肯定，很有纪念意义。与会者当即请诗人兼书法家柳亚子予挥毫写就，邮寄洪深先生。
 

1943年，萨空了在广西桂林。一天，他正要去采访一个美国新闻处的官员，突然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囚禁在桂林西北郊的夹山。那时，萨空了写了一首诗：
缧绁非吾罪，屋陋睡转安；
山拱如朝我，松挺像贞坚；
世事愈难问，雄心未逊前；
倚风一长啸，天地为之宽。
他心地坦然，便奋笔疾书。他用一个空炼乳罐头作灯盘，用棉线作灯芯，再把一本书打开立在灯前挡住风写他的《科学的新闻学概论》。过去，他就想为有志于从事新闻工作的青年写一本新闻学入门的书，由于生活颠簸，坐不下来。现在，倒意外地有了时间，岂能错过，所以，他每天规定必须写几千字。后来，几经周折，在友人的帮助下，这本书终于以艾秋飙的笔名于距今四十年前1945年3月在桂林问世了。萨空了对我们说：“这本书是我四十年前写的，现在时间空间都不同了，书的内容也不完全适用了，况且，现在广播电视事业又发展得很快，只谈报纸是大大不够了，但是，它可能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这本新闻学论著共分18章，涉及新闻工作的各个方面。比如，它阐明了新闻学的定义，它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对于新闻的起源和它的发展过程，以及对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展望，作者都有独到的见解。还有，对于怎样组织采访、编辑、言论以及如何科学管理报社的种种技术事务工作，作者也都作了详细的论述。
“研究新闻学，”萨空了说，“我主张，不仅仅研究报纸的编辑部工作，而是要包括研究管理技术种种事务的安排在内，就是说，它要研究如何组织整个报社。它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管理体系。”
萨空了主张，办报要有益于人类，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前进。什么叫新闻？他写道：“凡世界上新发生的新发现，与人类生存有关的事实与现象，都是新闻。”新闻价值一是新二是真。”他要求记者既要高瞻远瞩，又要实事求是。描述事物要恰到好处。要做到像古人宋玉描写美人那样：增之一分则太肥，减之一分则太瘦，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他还强调，记者凡事要躬身下问。访者对任何新闻不凭传闻，而要亲身见闻，追求新闻的真象。上述的这些见解，对我们今天进行新闻改革，仍有现实的意义。
萨空了对我们说，新闻工作要有第一流的人才去担任，但他尤其看重新闻人员的气质。他说：“我过去见过许多卓有见识的新闻记者，他是很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的，但到了考验关头，便卑躬屈膝。忘掉了政治主张，民族意识，在换取到个人荣华之后，智慧便廉价卖出，壮志变成了烟尘。”所以，他的这本新闻学论著，就把一个人的品德的坚贞，作为从事新闻工作的第一个条件。
1943年到1945年，萨空了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并囚禁在军统集中营中。在集中营，他以高尚的人格与过人的智慧将军统的大小头目“戏弄”一番。他在军统集中营里的生活，后来写成一本《两年的政治犯生活》（1947年初版于香港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改名为《两年，在国民党集中营》修订再版）。从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军统特务的愚蠢和萨空了的机智，特别是特务希望他写一本反共的论文，他却写了一本《论中国印刷用铅字字架之研究》的书，而且写得头头是道，谁也捉不出他的破绽。军统特务奈何不得他，最终不得不把他交保释放。

1941年9月，在香港任《光明报》总经理。在香港办《光明报》，梁漱溟是社长，萨空了是总经理，梁给自己定的工资是月薪100元，给萨空了定的却是200元。因他生活节俭，独自在港，花销小；而萨空了全家在港，负担重，梁并又把自己100元工资的一半贴给了萨空了。
《光明报》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同年9月18日在香港创刊。原拟在内地出版，由于“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加强对进步新闻事业的控制，因此推派民主政团同盟常务委员梁漱溟先生到香港去创办《光明报》。
  该报宣传抗日，反对妥协；实行民主，厉行法治；尊重学术自由与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主张。同年10月10日该报发表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等重要文献，当时在国内外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同年12月8日停刊。1946年8月，由萨空了代理督印人负责复刊工作，出版旬刊22期，1947年7月停刊。1948年3月在香港再度复刊，改为半月刊，由陆诒担任主编和督印人。共出版36期后停刊。

1949年6月《光明日报》在北京创刊，萨空了任秘书长。《光明日报》是民盟中央的机关报，是萨空了与胡愈之等创办的，其前身就是萨空了任总经理的香港《光明报》。谢泳《悲剧储安平》一文也提到了萨空了与储安平的关系和后来的《光明日报》的发展情况。储安平和萨空了都是民盟成员，同时又是《光明日报》社的前后领导。但是，到了1957年储安平出任总编辑以后，储安平以及《光明日报》遭到了毛泽东极其错误的批判，从而储安平本人成了所谓的“反革命”，甚至失踪了。所以说“悲剧储安平”！
据谢泳记载：储安平的《观察》政论是很有感染力的，文字也好，1949年后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时评，不是后来者没有见识，而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单说储安平的心态，就是后来知识分子难以想象的。人只有在没有顾忌，完全敞开独立思维的状态下，才能保持心境的平和与文思的泉涌，丧失了这样自由的心境，思维的空间必然狭小，写出的文字也很难体现出独特的个性。 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十六年了，这个结论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个终身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的知识分子，最后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们再想起他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了。
谢泳又说：想给储安平先生写传记的人很多，但正是由于没有资料，所以至今我们也见不到一篇较为完整的储安平传记，有一些记者写的有关储安平的文字，比如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邓加荣的《寻找储安平》（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10月），在让读者了解储安平和对他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恢复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也是1957年以后最早从正面叙述储安平历史经历的作品，但由于这些作品是以纪实文学作品出现的，也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对于真正研究储安平还是不够。
现在，我先用极其短句扼要介绍一下储安平简介，这样便于读者了解萨空了与储安平的关系以及萨空了最初创办的《光明日报》和民盟最后的遭遇。
【储安平简介】
储安平是江苏宜兴人，1909年出生。储家是宜兴的望族。他生下来六天，母亲就死了。他父亲，爱赌也爱嫖。还只有六天生命就死去了母亲的孤儿，因为相貌好，皮肤白，聪明，便为他年老的祖母及其它家人们所痛爱。在那样异样痛爱的祖母之抚育下，他健全地生长着，一直到十四岁上祖母死去了的一年止。储安平是在他伯父家中长大的，他的伯父就是储南强先生，储南强早年肄业江阴南菁书院，与黄炎培同学，清末曾做过南通知县，后在家乡兴学，兴办水利，建设宜兴市政，修筑古迹。五十岁以后，致力于整修善卷、庚桑两洞，直到抗战爆发。储南强先生一九五九年去世。他一生中对他的伯父非常敬重。储安平《母亲》是一九三Ｏ年夏天写的，当时他二十一岁。他说：“祖母和父亲，在我十四岁的一年上，都死了去！在这二十一次寒暑的交替中，最初，是依赖了祖母的抚养，以后，便只是凭了自己这天生的资质，和从流浪在外面十年的漂泊生活中得到的世故，人情，学问，识见，应付了一切苦难困危。”
今天上海华东师大的前身就是光华大学，而光华大学的前身是著名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那时的光华是一所自由空气很浓的大学，他的校长是张寿镛先生，文学院长是张东荪，政治学系系主任是罗隆基，其它名教授阵容是胡适、徐志摩等。可以这么说，二三十年代中国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几个主要人物一时都集中在了光华大学，储安平的大学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的，他后来成为胡适以后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与他早年在光华大学的经历分不开的。储安平大学时代正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活跃的时期，那时《新月》刚刚由罗隆基主政，不久就引发了著名的人权与约法的论战，虽然当时储安平没有在这次论战中留下什么文字，但可以说《新月》的精神和气质影响了他，他是“新月派”的后起之秀，差不多十五年之后，这位沐浴着《新月》阳光成长起来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终于接过了他前辈的事业。
 储安平是1928年进入光华大学的。赵家璧在《和靳以在一起的日子》一文中说：“储安平是我在光附中、大学读书时代的同班同学，娶女同学端木新民为妻”。（《 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2期）赵家璧是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的，以他和储安平为同班同学来说，那么储安平也应当是英国文学系的学生才对。储安平的英文也非常好，他在大学时代曾翻译过一些作品，他40年代初写的三本书《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和印度》也都是有关英国历史的，这也许和他曾在英国留学有关。早年储安平主要为人所知的是他的文学活动，也就是说，在30年代即他前往英国留学之前，储安平是以一个新起的文学青年而为人所知的。《鲁迅日记》1929年6月21日有一条记载：“寄安平信并稿”。，《北新》上有几篇储安平的文章，最早一篇是《布洛克及其名著——〈十二个〉》，是一篇介绍性的文字，文章的末尾署写作日期为“二八之春，某日下午”。这期《北新》是1928年5月16日出版的，当时储安平还不到20岁。储安平的文学活动开始于他在光华大学读书时期，比储安平晚一届后来成为知名小说家的穆时英在《光华文人志》中说：“他很努力，时常写东西。”
我们大体上可以说40年代以前储安平还只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但那时他对政治已有兴趣，1931年10月他就编过一册《中日问题各家论见》，书中所收的文章没有一篇是作家写的，而多是当时知名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如胡俞之、罗隆基、陈独秀、汪精卫、梁漱溟等，当时储安平只有21岁，可以想见他对政治问题的关注，而40年代以后储安平就不单纯是一个作家了。他后来放弃文学而选择了政论也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他有这样一段自白： 我自问自己对于文学毫没有一点修养，有的只是“兴趣”。因为我的感情拉着我接近文学，所以我常常还要情不自禁地写一点近乎文学的东西；因为我的理智叫我离开文学，所以我永远不能发奋认真地读一点文学的书籍。
这是储安平1936年说过的话，他有一本小说集，由著名的良友出版公司出版，是他在光华的同学赵家璧为他安排的。
储安平从英国回来后已是抗战时期，大约1940年他到了湖南，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那时在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负责的是过去光华的教育系主任廖世承先生，他聘了许多光华的毕业生到那里去，储安平的湘西之行可能与此有关。湘西时期，是储安平一生在写作上较有收获的时期，他后来的两本著作《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在蓝田师院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那时每逢周会，教授们都要轮流演讲，轮到储安平演讲时，据说“连走廊都坐得满满的，中间不晓得要排多少次掌。”在蓝田师院时，储安平刚刚32岁，他和许多知名的教授结下了友谊，这些人后来有不少成了《观察》杂志的撰稿人，比如钱锺书等。
 储安平在重庆时在中央政治学校做研究员。1940年，政校的一批教授曾组织过一个名为“渝社”的社团，为首的是周子亚教授，他当年在政校教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还有经济方面的课程。参加的人有储安平、沈昌焕、黄尧和陈纪滢。最初有一二十人，后来只有六七人了，因为是学术性的，所以他们只重倾谈，而没有大量吸收社员。储安平那时是《中央日报》的主笔，陈纪滢回忆储安平时说“曾留英，人非常聪明能干，而且头脑清晰。”储安平在重庆的第二件事就是他创办了《客观》周刊。 40年代晚期，中国有三家名为《客观》的杂志，分别是上海《客观》、广州《客观》，重庆《客观》周刊，主编储安平，编辑吴世昌，陈维稷、张德昌、钱清廉、聂绀弩。《客观》周刊的编辑除聂绀弩外，后来都成了《观察》周刊的撰稿人。关于重庆《客观》周刊的由来，储安平曾说：“在三十四年冬天，我们有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编过一个周刊——《客观》。在精神上，我们未偿不可说，《客观》就是《观察》的前身。”《客观》周刊一共出了17期。停刊的主要原因据储安平讲是：“当时的《客观》只由我们主编，并非我们主办。我们看到其事之难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了。”冯英子回忆说：“《中国晨报》停刊的时候，储安平也决心离开重庆，回上海去打天下了。他摆脱了张稚琴合作的《客观》，回上海办一封《观察》，后来曾养甫的弟弟曾宪立告诉我，他当时也在经济上给予储安平以支持。”
储安平是1946年春天离开重庆的，他实际上只主编了12期《客观》周刊，从第13期起，改由吴世昌编，所以《客观》周刊的“客观一周”专栏，从13期起即为吴世昌所撰。据储安平在一则告别读者的简讯中说，《客观》原定在重庆出版12期。当时他们以为1946年春天，政局会发生大的变化，估计《客观》出不到12期政治重心即要东移。可事情出乎他们预料，12期出满后，政治局面还在高速变化中，虽然储安平已决定离开重庆，但为不使《客观》中断，所以将编务交给了当时在中央大学任教的吴世昌。给《客观》撰稿的人后来多数成了《观察》的撰稿人，《客观》在当时西南地区很有影响，《观察》后来的许多读者也是由《客观》而来的。以储安平的理想，他希望《客观》能成为一个进步的自由主义刊物。
作为一个刊物，《观察》时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抓住了在中国最后的一次发展时机。
《观察》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刊，16开本，每期6万字。《观察》的诞生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刊物来参预国家政治生活的强烈愿望。《观察》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参预的价值和作用。由于《观察》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超然态度创办的，所以它能够在具体政治具体态势的评价中，保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感，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地进行畅所欲言的自由评说，体现了知识分子在事业之外对社会的关心。
对于《观察》的诞生，储安平说：“但在《客观》出版的时候，我们获得各方面的鼓励。特别是许多前辈，他们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学人，他们鼓励我们继续在这一方面努力。许多朋友和读者也一致惋惜《客观》的夭折，希望我们继续努力。在这种鼓励下，我们渐渐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刊物——不仅刊物的立场、态度、水准等，能符合我们的理想，并且这个刊物机构在办事上也能多少贯彻我们的精神。”从储安平的叙述中我们能够大致想象到未来《观察》的基本风格。
《观察》的成功与储安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储安平在办《观察》的时候有这样几个特点很值得今天办刊物的人深思。第一，储安平把《观察》的宗旨定的非常明确，把读者对象也想的非常具体。《观察》是代表自由思想分子的刊物，它的读者就是知识分子，储安平还明确说过，中学生不在《观察》的读者考虑之内。第二，储安平有强烈的在中国传播自由思想的理想主义倾向和克敬职守的敬业精神。他能多次设法求得象胡适、傅斯年、任鸿隽、陈衡哲这样一些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健将的支持，而且能够团结和他年令相仿的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观察》的78位撰稿人中，有相当一批是和储安平年令相仿的同时代人，这是需要一点胸怀的。第三，储安平作为刊物主编，目标远大，视野开阔，在《观察》的撰稿人中，除了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外，还有一批象任鸿隽、戴文赛、陈维稷这样一些从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专家。第四，储安平同时也能注意求得当时政府内一些文职官员的帮助，让他们来撰写介绍国家有关方面情况的文章。在读《观察》的时候，今天的读者除了为《观察》所倡守的客观、理性、公平、自由等基本精神所倾倒外，对于储安平对刊物的认真态度也肃然起敬。 叶圣陶说过：“《观察》销数到六万份，盖为发行量最多之一种周刊矣”。
在《观察》前5卷中，每到出满24期，储安平都要亲自执笔详细撰写一篇一年来《观察》的总结报告，这种总结报告从刊物宗旨、水平、作者、读者直到经营发行情况，都非常详细，读后令人感动。对于为什么要办《观察》及在办刊过程中的种种情况，1947年储安平曾给胡适写过三封信，其中第一封信是了解储安平的重要资料，他说：我们创办《观察》的目的，希望在国内能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份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因为先生离国多年，这几年中，也正是中国社会上诡诈最多的一个时候，我们自己虽然抚心自问，是真正无党无派的，但先生何能相信？
储安平对胡适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这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的一种自觉联合。我们现没有见到胡适写给储安平的回信，没有发现胡适和储安平的联系。由此可以说胡适一生没有和《观察》发生过多的直接联系，但在精神上，储安平一直将胡适尊为自己的师长和前辈。傅斯年在《观察》时期，是前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为《观察》写过较多文章的人。储安平在创办《观察》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意图就是要延续胡适和傅斯年他们的自由主义传统。储安平在年轻的时候，曾给鲁迅写过信，也寄过稿，那时他在思想上也许还是认同鲁迅的，但到他从光华毕业以后，他的思想就转到《新月》这批人一边来了。而且以后也没有再发生变化。
抗战期间，复旦曾迁至重庆，那时储安平就到复旦做过讲演，1946年复旦迁回上海，储安平也应聘为复旦大学的教授，在《观察》时期，储安平的正式身份就是复旦大学的教授，那时他在政治系和新闻系讲授《各国政府与政治》《比较宪法》《评论练习》，作家王火曾是他在复旦新闻系教过的学生，储安平在复旦期间有过很多学生，他们后来多数成了中国新闻界的主要力量，张啸虎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观察》1948年12月25日停刊。这一年《观察》遭到了国民党的查封。1948年7月，蒋介石决定同时查封南京《新晚报》和上海《观察》及另一家通迅社。但面对这种情况，储安平没有被吓住，他在7月17日出版的《观察》的头条位置上发表署名文章《政府利刃指向〈观察〉》，文章历数国民党对言论的管制，据理力争，显示出了储安平一贯的态度。
应该说，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就是在四十年代后期，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流精神也不大吻合。现在不能确知毛泽东是否读过《观察》，但只看他在１９４３年对彭德怀《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一文的批评，即可知储安平的这一套是不可能对他的心思的。毛泽东批评彭“谈民主从定义出发强调反封建，而没有从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强调抗日”；他批评彭“确立言论出版自由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而没有着重为着发动人民积极性”；对于“集会结社自由”，彭也搞错了，按毛的意见，不应是“为着增进人类互相团结、有利文化科学发展，而应是争取斗争的胜利”……不过毛泽东谋略式的原则当时并不为一大批民主人士所知，也管不到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储安平仍得以大模大样地贯彻他的“四个坚持”。

 《观察》的复刊工作在1949年5月23日以后，这时中国的政治中心已经移到了北平，所以储安平决定留在北平筹备《观察》的复刊工作。据林元回忆，当时领导和联系《观察》复刊工作的是代表中共的胡乔木、胡愈之、范长江、胡绳等人。 1949年5月以后，储安平曾向中共请求复刊《观察》，胡乔木将《观察》的情况向周恩来做了请示汇报，周恩来的意思是说，既然有那么多的读者，当然以复刊。《周恩来年谱》在1949年7月12日有一条记载：“约胡乔木在中南海颐年堂请新闻界友人朱启平、高汾、邓季惺、浦熙修、徐盈、彭子冈、储安平、萨空了、胡愈之、刘尊棋、宦乡聚餐，并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
这样《观察》在1949年11月1日复刊了。刊物不署主编“储安平”的名字。变化最大的是往日《观察》撰稿人的基本消失。在复刊后的14期中，往日撰稿人只剩下费孝通、季羡林等人，其中除了费孝通多次出现外，其余几乎都只写了一两篇文章。与旧日《观察》专论：《政府利刃指向〈观察〉》、《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政治失常》等相比，已毫无锋芒。过去，从未在《观察》上出现过的郭沫若、艾思奇、胡绳也出现了。从整个刊物的文章内容上看，与往日《观察》截然不同。主要方针除了歌颂新中国的内容外，剩下的就是对苏联、朝鲜、东欧国家的盲目赞颂，还有就是有关知识分子思想 改造的文章。发了社论和郭沫若的长诗《我向你高呼万岁》，社论的题目是《期大林教导了我们》，发表了《美帝在亚州的新阴谋》等文。复刊后的《观察》，除了刊名相同外，一切都变了。
这就说明《观察》的性质已经变了，其结果是发行量只有三千份。复刊后的《观察》出至1950年5月16日的第14期后，又奉命改为《新观察》。50年代初的储安平和过去相比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本来是一个写政论的好手，但现在只能写游记了。反右之前的罗隆基还是比储安平敢说话。
后来储安平调任出版总署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至此，储安平完全离开了他壮年时期倾其心血创办的《观察》。1952年，他被改任为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在这一任上，他未见有什么特别的作为。 一九五六年，储安平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游记《玛纳斯河垦区──新疆旅行记之一》，第二年，他又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另一本关于新疆的书：《新疆新面貌──新疆旅行通讯集》，从这两本书中我们再也看不到当年那个储安平了。
 1949年9月21日，储安平作为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后补代表参加了新政协，他是当时两个后补代表中的一个，另一个是《文汇报》的徐铸成。1957年3月26日，于毅夫有一封给中央的信：“乔木、周扬同志并维汉、徐冰同志： 最近了解储安平准备4月1日去光明日报就总编辑职，日前章伯钧曾约储安平、萨空了谈话，储对去光明日报工作颇有顾虑，曾表示编报方针要放，放到什么程度？大知识分子有意见要不要他们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言论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口号上，发表的文章有谁看？章储都主张要问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章伯钧还主张增加萨空了、常芝青（党员）为副社长，储顾虑到光明日报后人事方面可能有阻力，侧面了解储怕和原来党员总编辑常芝青搞不好。”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光明日报》党组撤消，储安平就任总编辑，这次重操旧业，对于储安平来说也是他这一生最后的一次机会。他这次就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本来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设想，可惜后来发生了变化，他只做了七十多天的总编辑就离开了，六月八日，他因为在统战部“党天下”的发言，而受到批判，他提出了辞职。十一月十二日，储安平和《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被同时免职。
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当然符合他的自由主义理想，但也不是没有和别人商量，从今天已知的材料看，储安平的这个发言，很可能事先和梁漱溟说过。 。《观察》当时有78个人的名字是作为撰稿人一度每期印在封面下方的，梁漱溟虽然不在这个名单中，但他却是给《观察》写文章最多的作者之一。当年像张东荪、梁漱溟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许多人眼里是中间偏左的，他们是知识分子，但又直接介入了政治，尤其是在国共和谈期间，作为第三方面活跃的人物，他们一度曾不是学者的形象，而是政治活动家了，他们一生的荣辱都与此相关。
储安平是一九五七年夏天才被迫退出新闻界的，此前他的两位前辈张东荪和梁漱溟都因为毛泽东的原因，而成为被批判的人了。也许储安平没有想到，他当年比较敬重的几个前辈，除走了的胡适和傅斯年等人外，命运也都不比自己好，而他们这些人之所以不见容于当时的环境，皆因身上的书生气太重。他们一直试图以言论来参预政治，最后又都因言论而获罪。五十年代思想改造运动初起的时候，梁漱溟就是一个比较硬的人，他的基本观点是一个人不能不经过思考就轻易放弃自己曾经相信的东西。当时他的这种态度就受到远在美国的胡适的敬佩。在储安平的一生中，他早年倾心的多数是具有这种性格的人。
当时梁漱溟对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很赞赏的。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日的日记中说：“储安平时事，特及于言论出版界情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三十一日这个日期，因为第二天（即六月一日），储安平就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作了给毛主席周总理提点意见的发言。六月一日梁漱溟的日记空缺，我们难以了解他的感想了，但从他五月三十一日和储安平议论时事，谈及出版界的情况看，很可能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是征求过梁漱溟意见的，而以梁一惯敢言的性格推论，他是支持储安平说话的，这样想来，我们未尝不可以说，当年储安平的发言代表了多数知识分子的心声，而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
 一九五七年之后，储安平基本上就结束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涯，因为从此以后他就再没有为人所注意。他成为右派之后，一直由九三学社管着，从一般的生活待遇上说还过得去，只是精神上有很大的压力。他成为右派之后，他的长子曾在《文汇报》上发表过和他脱离关系的声明，那时他的婚姻也不幸福，他平时在家，很少和人交往。那时过去的老朋友只有梁漱溟还和他有些来往，可以想见他的内心是非常孤独的。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以后，他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关于储安平的死，现在还是一个谜，他的家人也不知道他的最终结局，有人说他是在北京一个地方跳河死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在天津跳海了，也有说他是在青岛跳的海，也有人说他在新疆改造时，逃到苏联去了，前几年还有人写文章说他没有死，而是在江苏某地一个山上当了和尚。这些说法，都是传说，没有一点文献材料为证。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说，储安平是不知所终，以储安平的个性和他的经历推断，他是有自杀可能的。
他的小儿子，现居澳大利亚的钢琴家储望华在《父亲，你在哪里？》一文中说：“父亲‘失踪’是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上旬，那已是八月三十一日（与作家老舍投太平湖是同一天）在京西青龙桥边潮白河自杀未遂后一个多星期。当时他从关押他的‘九三学社’后院小屋回家，看到家里已是第二次被‘红卫兵’抄家。居室、客厅均被洗劫掠夺一空，除了满地的碎纸乱片外，已一无所有。面对这般情景，父亲的心便整个地绝望了。于是他踽踽离开家中，走了出去。——到了九月中旬的一天，我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梁某女士打来的电话，她问我：‘你父亲有没有到你那里去？’‘你知道不知道他目前在哪里？’我说：‘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到了九月二十日，中央统战部下达命令：一定要在十月一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以确保首都的安全！’于是‘九三学社’派了一名干部（中共党员），并要求我和我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东、西城不少街巷转了好几天，查访了过去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却毫无结果。到了一九六八年夏，有一天，几个穿着军装的干部来找我，说他们是‘奉周恩来之命，由公安部、统战部等组成储安平专案组，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首先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凭他们的权力，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组织途径去向有关部门索取，相信不难获得他的照片，却偏偏来向家人索取照片，实在令我疑虑。事后听说这帮‘专案组’的人是有意通过这种试探，来考察我是否和父亲‘划清了界线’。”（台湾《传记文学》）
储望华先生记得，早在六十年代初，储安平曾和他说起过“想要自杀”的想法。自从反右以后，储安平虽然写过检查，虽然被改造，但他在心里并不以为自己是错的。更不想卑躬屈膝去求得一个“摘帽子”或者“平反”。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脾气强牛”的个人性格，而是因为他身上有一些知识分子“可杀不可辱”的气质。面对“抱负”不能实现，屈辱不堪忍受，想到死是很自然的。那时他正在北京郊区石景山模式口“政协工地”进行劳动改造。 储望华先生回忆说：“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这是储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处境。
据说80年代胡乔木还曾想请储安平出来，话说出口，才有人告诉他，储安平早就死了。

那么，萨空了与储安平同时《光明日报》的领导人和民盟成员以外，1957年反右时萨空了的情况怎样？萨空了这时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与储安平等人决裂，成为了反右积极分子。所以，没过多久（三年之后），于196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入党了也他的命运并非全好，因为他还保留着民盟盟员的身份，于是乎，在文革中遭到了10年迫害。
1982年春，张伯驹逝世。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她也因株连其父亲坐牢10年）说：张伯驹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悼者无数，挽联无数。我代表母亲赴会，在人群中被推来搡去，根本无法去贵宾室慰问潘素。萨空了和千家驹看见了我，一把将我塞进了他们俩个当中，叫我别再乱跑，安心等候开会。在等候的时间里，三人不禁对张伯驹的逝世，深感痛惜。我心里知道：萨、千二位在（19）57年是民盟反右的积极分子。
    萨空了说：“伯驹先生是我们民盟的骄傲。说句老实话，把我们现在的三个部长的作为加在一起，还抵不上张伯驹一个人的贡献。”
    千家驹讲：“这几年，我参加的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很多人的悼辞上都无一例外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的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本文一开头就说了，萨空了是被忽略的作家，忽略的原因之一他是民主人士。萨空了在其一生当中虽然一度成为反右积极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始终保持着他的民主人士身份，是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秘书长，甚至他的晚年就是在政协工作和度过的。显而易见，一个民主人士的文学创作活动，不可能在无产阶级文学，或党的文学，或在极左思潮的文学里得到一席之地。但实际上，萨空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作家，虽然他在国统区。而就是国统区的文学实际上也是由共产党领导，具体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因此说，萨空了的文学也是另类的党的文学，最起码是革命文学。所以，现在就有必要给他一个文学史上的地位。我认为，萨空了是中国当代文学第一位著名作家。其中主要原由是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懦夫》是在10月1日开国大典之后的11月份出版的，虽然是在香港出版。
如果说储安平是搞民主政治的失败者，那么萨空了、千家驹等人是胜利者，他们都是优秀的民主战士。
现在就说几句有关这位民主党派作家的一些人和事，或者说民盟其他人的遭际。
众所周知，章伯钧是反右时被打倒的头号人物，是《光明日报》真正的领导——社长。储安平被打成右派了，章伯钧当然是右派，而且是更大的右派，当时他还是国务院交通部部长。与他同时被打到的还有《文汇报》的负责人士。这就是反右运动。
其实，撤销《光明日报》党委、由民主人士储安平出任总编辑，这些都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为了反右，毛泽东作为伟大领袖，可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有损于他光辉形象的小利小气的角色。他首先提出来一个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目的是让人说话，让那些民主人士公开露面，自投罗网。但毛泽东表现的十分地像。
这口号的形成不是集体讨论的结果，而是毛泽东本人一步步思索、提炼最后极有耐心地说服人接受的。人们大约是在1953年或1952年就获知毛泽东主张对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取“百家争鸣”的办法来解决的。当时由中宣部出面约请历史学家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个人合作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历史概要》的小册子，准备提供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备用。书稿交来以后，请示毛主席如何解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诸如古史分期问题等等。毛回答说：把稿子印发给全国历史学家讨论，实行百家争鸣。（后来没有专就此事开过讨论会，而是根据毛的意见裁决的。）不久，又传来毛的指示说：“中国历史很长，建议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研究所，把中国史分作三段来研究：第一所研究古代，止于汉；第二所研究魏晋到鸦片战争前；第三所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三个历史研究所合办一个杂志，定名为《历史研究》，方针是百家争鸣。”人们认为“百家争鸣”是指古代史而言，并不感到惊异，因为古史去今已远，随便发表什么意见，与现实无关。1955年9月或10月陆定一向毛请示关于中共党史编写问题的意见，毛回答说：“百家争鸣。”而且他反对写一本统一的党史教材。有人当时怀疑听错了，反问说：“党史也百家争鸣吗？”陆说：“是的。”语气非常肯定。当时参加谈话的只有黎澍和田家英二人。田问了些情况，没有提其他问题，似乎已有所闻。
到这时为止，这两句话还没有并提，将它们联缀在一起，成为今天每个干部学人都能朗朗上口，或按汉语独特的缩词方式，简称“双百”的，是陈伯达。据陆定一回忆，某天夜晚他们几个人在一起讨论，有毛泽东、陈伯达等。当时没有人记录，它的正式出现是在四月底，据黎澍回忆：
此后毛泽东本人在1956年4月25日和28日两次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说：“我看这应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1956牟5月2日毛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这个方针。最高国务会议有许多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参加，因此是第一次公开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对待艺术和科学问题的方针，毛的态度使陆定一感到鼓舞。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学术文化界一千多人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系统地阐述了这个方针。他在这个报告中特别谈到党史问题，说：“大家在等待中共中央编出一本党史教科书来，然后根据党史教科书来写各种近代史。现在请你们不要等待了。中共中央不准备编党史教科书，只准备陆续出版党的大事记和文件汇编……在近代史研究中，也应该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不应该采取别的政策。”
这里，黎澍没有提到陆定一的另一段话，那段使所有的与会者直到30年后还难以忘怀的代表党的许诺。在郑重地向俞平伯先生表示道歉之后，陆定一宣布每个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陆甚至明确提出，还有“宣传唯心论的自由”。
从陆定一后来的一系列举动中，包括在葬札上向浦熙修郑重致歉及后来以80岁的高龄在党的最高层会议上为“自由”所作的辩护，可以推断，他在当年甚至直到如今都是真诚地相信毛泽东提出“双百”的诚意的。
但当时党内的反应，如果不说冷淡，至少也是观望的。之所以取这样的态度，就算不是因为对1942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别具心得的回忆，起码对毛泽东在局面纷繁的1956年所表现出的泱泱大党的情怀，还不大吃得透。

“双百”方针提出来，无人响应。这也难怪，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都是草包。在这之前，毛泽东已经发动了几起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就便于1951年至1952年搞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3年大批梁漱溟反动思想，1955年闹出来两个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丁玲、陈企霞反革命集团。毛泽东这种文化内战的硝烟，还没有平息呢，谁人还敢出来说话。但毛泽东还是政治家，还是厉害。他把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耍得一愣一愣的。
双百提出，无人说话。毛泽东急了，于是他亲自到全国各地游说其学说。
在1957年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曾分别会见各界人士。在与新闻、出版界人谈话的时候，他突然转向《光明日报》的代表，问道：你是不是共产党员？那次出席谈话的是总编辑常芝青。常站起来，说：是，是共产党员。毛泽东说：“共产党替民主党派办报，这不好吧！”此时是３月１０日。此后就物色该报的非党人士的总编辑，并撤销党委。《光明日报》向来就不曾由非共产党人士编过。先后离任的前两届主编胡愈之与邵宗汉，都是党员。这个情况，毛泽东是知道的。
毛泽东还说：“现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其中有些人对我们还有很多意见。……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要改善。我们要让民主党派人士谈出自己的意见，只要说得有理，不管谁说的，我们都接受。”
在1957年那乍暖还寒的季节，毛泽东为说服党内接受“双百”的“亲莅巡说”，也正在紧张运行中。在自主演说极为萎缩的中共内部，享有巡说特权，并运用得极为漂亮的，只有伟大领袖一人。看来他对此也颇自知。终其一生，这法宝只在三次极为关键的时刻拿出来用过。这是第一次，以后的两次分别是1966年亲自发动文化革命前夕和察觉了林彪班子的“不轨”之后。
先是在九省市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而且开宗明义就谈到即便到了今天，谁都不大敢碰的“言论自由”：
有选举权的，宪法就规定他有言论自由，我们就得让人家讲话。我可以批评他，他也可以批评我，这就是言论自由。有人问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如果马克思主义被批评得倒，也该倒，证明那样的马克思主义是没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多了，是少了，应该再放。
接着，和文艺界人士谈话。当时有一种风气，一篇文章的好坏，不看文章本身，只看“上头”对这篇东西的态度。在那次会上，大家很想摸摸主席对陈其通等四小“左”的态度。毛泽东的反应干脆利落：说我说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是好的，真奇怪，我说是要放的么！
当时显得最为开明的康生立刻为这句话作注：“这是他们对‘双百’政策有怀疑。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正适合他们的胃口。”
毛泽东在与新闻出版界谈过话之后，又会见高等院校校长，开场第一句话即为：马列主义从来就是主张百家争鸣的。
这位巡说人接着去了天津，这次是对党员干部：对百家争鸣没有信心，对百花齐放怕放出毒来。我看完全不是这样。若采取压服的办法，不让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至于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人民政府可不可以批评，共产党可不可以批评，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我看没一样不可以批评的，只要谁愿意批评。什么人怕批评呢？就是蒋介石那样的党，蒋介石那样的法西斯主义。
三天之后，老人家又到了上海。这里有他的好学生柯庆施。而且下面这番话，就是在柯庆施主持的会上讲的：同知识分子问题、科学艺术问题有密切的联系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问题。关于这个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作许多宣传解释工作。有些同志觉得这个方针太危险了。百花齐放，放出些鬼来怎么办？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有人说，“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和我们长期共存？还是短期共存吧！”“‘我监督你’，我还用你监督呀？你民主党派哪年打的天下？”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反对放、主张收。中央认为主张收的意见是不对的。……不但在纯粹的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说话。
接下去，毛泽东到了南京，会见南京部队、江苏安徽两省的党员干部。此时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没有谁能否认，在这一连串的会晤中，毛泽东雄才大略、博闻强记、风趣幽默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至于与会的大多数，如果不看他们毕恭毕敬的迎送，不听他们当时报以的掌声，仅从他们四个月之后的作为来反观，当时多半只有跟着傻听傻乐的份儿。
与这轻松融洽的气氛相对照，对《人民日报》的批评显得分外严厉。除了上文所引“死人办报”外，毛泽东还说了：宣传会议未登消息是个错误。这次宣传会议是党内外人士合开的，为什么不登消息？最高国务会议为什么不发社论？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这里有鬼。鬼在什么地方？……省委书记会上为什么听错了？这叫“各取所需”。最近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的，反对中央的方针的，不赞成中央的方针的。……中央开了很多会议，你们参加了，不写，只是使板凳增加了折旧费。如果继续这样，你们就不必来开会了，谁写文章叫谁来参加会。
在中共党内，历来不成文的规矩，“左”总是很吃香的。无论任何事，你只要一味“左”下去，或出于无知或出于狡狯，无不一帆风顺。而这时，毛泽东却对一连串的非“左”行为支持起来了。如说钟惦棐在电影界“作了一好事，引起许多人发表文章，揭露电影事业中的错误缺点，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电影局开门不够。我们管电影事业的人，必须要注意，他们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
对于王蒙的小说——“有片面性，又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写得相当好，不是很好。他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我们党的威望高，靠党的威望，官僚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
对于陈其通等四人相当勇敢并且理直气壮地为维护党而对“双百”提出质疑的文章，毛泽东先是调侃他们：“忧心如焚，惟恐天下大乱。”继而明确说：“我不赞成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是错误的，方针不对，方法也不对。”“他们的方针是反中央的方针，用的是压的方法，不能说服人。”对于既老成、又机智，既能坚持党性原则、又能与党外人士交朋友，一直有党内英才之称，但此时也已莫衷一是的邓拓所主持的人民日报，则一再点名批评：“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宣传，从陈其通的文章、最高国务会议之后，人民日报无声音，非党的报纸在起领导作用。过去说是书生办报，现在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你不要把着茅坑不拉屎。”
真是前所未有。

在这一阵紧似一阵的批评中，毛泽东提到了《光明日报》：
对当前政治情况的讨论，《光明日报》连发了几篇，都是当前重要的政治情况（如“为放而收”），这些情况编辑部应该讨论。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徐铸成觐见毛主席的那番景象。这次没有储安平，但常芝青、邓拓都在场，显得特别受冷落。那次会见，徐铸成迟到了。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
听到康生的介绍，老人家立即伸出大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就是徐铸成同志？你们文汇报办得好，琴棋书画、梅兰竹菊、花鸟虫鱼应有尽有，真是放得好！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们的报看，然后看人民日报，有功夫再翻翻别的报纸。”
当时徐铸成被上海市委“反击”得心灰意冷，听到主席的这番赞赏，“我心中翻起热流，感到无比温暖幸福。”
这时康生宣布，有什么问题要主席回答的，请提出来。
徐铸成赶紧揣出他心中最大的结：“宣传双百，心中无数，抓紧一点还是松一点，该怎样掌握，请主席指示。”
读者此刻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曾经考虑到的“鸣放”的高度和深度，徐铸成此时根本没有触及，更不必说提出诸如民众对权力机关的监督与批评等等了。他只是向执政党的中央主席请教，如何更好地宣传中共的方针。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只讲了一番片面性的问题。在说到鲁迅、李希凡、王蒙等人都有片面性之后，突然说了一句：“我看姚文元片面性比较少。”那时姚是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名干事，在座的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但这位小姚不但被特别指定到北京参加会议，还受到这样的当众称赞，足见毛泽东要培养自己得心应手的理论家之心愿，在那时就埋下了。历史已经证明，姚的文字果然在后来的每个关键时刻，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徐铸成舍不得错过机会，仍旧追问：“我体会双百方针的提出，在政治思想上说，是征求高价的批评，让人民畅所欲言，说的不对慢慢再说清楚，不要一下子压下去？”他在这里并不敢强调严正的批评（如马寅初的“人口说”）对党对国之宝贵，只问说错了能不能不压，而且限定了政治思想领域。

毛主席回答道：“你的意见很对、很好。”
徐依旧不放心，举出因电影讨论而遭围攻的实例，追问：“请问主席，这时我们应该怎么应付？”
徐铸成不愧老资格报人。他的这个问题之足够咄咄逼人，不在语气，而在回答者无法用含混的语言大而化之。毛泽东当然不会被问住，他在几乎不能回避的时候还是避开了：我叫周扬同志给你们这场讨论写一篇小结，批评及反批评的小结，这就叫正、反、合，这就叫辩证法嘛，你同意不同意？
面对如此玄妙、又如此高屋建瓴的答案，徐铸成还能说什么呢？他于是点头称是：“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预告了共产党的整风：要用小小民主的方法，就是小民主上再加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先整共产党。现在我们有些同志装腔作势，他们没有本钱，又要做官，不摆架子就不行。
毛泽东下面的一番话很难不令人感动。他诚恳地“交底”，说他的思路：“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谈话，本来在心里积累了很久，去年已经讲了几次，后来又看了些事情，看了陈、马他们的文章，想到会有人以为他们的文章是代表中央的意见，因此觉得有好好说说的必要。”他承认共产党的拿手好戏是打仗、专政，“说到办报，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全国性办报没有经验。办学、搞出版、科研都是这样，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他并且嘱咐：“开会的时候，就是要党内党外的人在一起，共产党不要关起门来开会。”
这不可能不给人以党内党外不分彼此亲如一家的印象。
4月30日，毛泽东落下了他这场伟大的战略布署中最后也是最浓重的一笔。那是“五、一”节前夕，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亲自约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大家帮助党整风。他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宣战。”他还着重号召民主人士揭露教育、卫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并责成专人就民主人士的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问题，专门开会征求意见。这次时间地点选得可谓匠心独具：春天已经到了，第二天就要过节。伴着巨大的红灯笼，被告知以“阶级斗争结束”！想来也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中，毛主席才会亲切地使用这样的字眼——这字眼后来传到我们主人公耳中，又从他口里说出来，成了十恶不赦、万劫不复的罪行。毛泽东说：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五、一”节之后，再未见毛泽东出来。用今天的眼光看，颇似临战前短暂的寂静。
1957年4月1日，储安平正式上任。完成这一形式的，正是对他“不好拒绝”的章伯钧。请看他自己的回忆：上午9：00，章陪我去了光明日报。到了报社，各部主任都在欢迎我们。章伯钧说：“我把储安平同志带来了，他是一个作家，增加了光明日报很大的力量。”停了两三分钟，他又和别人闲聊了几句，坐了五、六分钟，他就先走了。
接着，新任总编辑储安平开始一一拜望各民主党派的宣传部长和大学里的著名教授。前者属于例行公务，如民进的冯宾符，农工的严信民，民盟的罗隆基、萨空了，民革王昆仑等等。后者当然都是一些声气相通者，包括数十年旧游：袁翰青、金克木、杨人缏、费孝通、钱伟长、彭子冈、王恒守等等。这些人后来当然也一个不拉地同时被激发起来，又同时遭到反击。
也是在这前后，他开始与编辑部的同人交谈——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他“见了９４位同志，其中２６位是个别谈的”。虽然这在后来也成了罪行：“施展卑鄙伎俩，企图从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这个环节上来拉拢、收买青年，篡夺党的领导，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准备着后备力量”；不过，这种干劲，在光明日报报创始至今的十多位总编辑中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对此也有说道，“反革命热情高涨”云云。汉语的遣词与思维逻辑到了这个份上，真该是“无声胜有声”了。

民主人士或知识分子要说话，总得有块地盘（大众传播媒介）。不知谁首先想到了《光明日报》。于是开始物色主角。后来，又想到何不让《文汇报》复刊？于是《文汇报》1956年10月复刊。本来，光报第四届总编辑的第一人选是徐铸成。当时，这位倔脾气的老报人正经历着他那份缘抗日而创刊的《文汇报》的第三次停刊；第一次是在1939年，被日伪停掉的；第二次是1946年，国民党停的；第三次停在柯庆施手里，时间是1955年，公诸于世的名义是“自动”。1957年春，这两份报纸均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但到夏天以后，又都作为“资产阶级方向”的代表，受到首当其冲的批判。
 1956年夏，徐铸成正带着他文汇报的原班人马，北上首都，在与姚廙、叶圣陶（这两位是当时的教育部负责人）和谐的合作中，轻轻松松地编着一张周二报纸《教师报》。姚廙找到他。
 “嘿，昧心之论！你这人一辈子办报，现在一周两张的专业报纸，你过得了瘾、安得了心？”这位宣传部副部长问。
“的确安心。既然说了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文汇报》停就停吧。现在《教师报》对我不错，就安心在这里做了。”徐铸成作答。
宣传部副部长姚廙不再与他打迂回，单刀直入解释形势：《光明日报》决定完全交给民主党派，章伯钧仍任社长，常芝青撤离，中央的意思叫你接任总编辑。
面对这足够诚恳的交底，徐铸成也以实言相告：“做事总要有一个班底，不能一人唱独脚戏。现在我的人马都在《教师报》，让我光身一人去上任，这台戏唱不了。”一再谢绝。“好，那就不勉强了。”姚廙说。
徐铸成拒绝了，中宣部开始进行第二人选方案。这次是胡乔木出马，亲自登门征求储安平的意见。虽然又同龄又是小同乡，与他这位被封过三次的同行比，储安平是“嫩”多了。
在谈话中，乔木特别提到《观察》，提到他成功地编这本刊物的时候，联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希望将来主持光明日报，与这批旧朋友还要多联络，鼓励大家多写文章、多说话。乔木接着还特别补充说，过去工作上的助手也可以考虑邀些来帮忙。
虽然出自Prof. Laschi 之门，安平毕竟是中国人。他潜在的虚荣心、他对“三顾茅庐”之恩德的顾念，再加上他1949年之后实质上的不得志，都决定了他的欣然受命。乔木接着的作法也是颇具人情味的：先安排他到青岛去度蜜月（此时正值他鳏居１０年之后的第二次新婚）：“把新疆的采访写完，上任的事以后再说。”乔木亲切嘱咐。
储安平去了，并在海滨写作，直到秋天。１９５６年１１月，他收到章伯钧的信，称经“各民主党派公推”，请他出任光报总编。他于是也一本正经地复了信，表示接受。今天可以肯定的是，这“公推”显然不过走走形式而已——中国八大民主党派近４０年历史，类似的形式不知走了多少——但这次，应该说，“策划”与“走”的双方，都没有丝毫恶意，虽然这已成的局面，并非人人满意——这点，储安平当时就有了察觉：我当时有这样一个感觉，章伯钧并不欢迎我作《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对我的态度是很冷淡的，我和他过去太没有私人渊源；而党的推荐我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他也不好拒绝。
读者在这里可将储与胡、章二人的亲疏作一个比较。遗憾的是，在后来的斗争中，储安平主要罪名之一竟成了“向党猖狂进攻的章罗联盟骨干份子”。
１９５７年初，按照乔木“联络老朋友”的指示，储安平去了一趟上海。从他后来所作的交待看，一到上海，就去拜望徐铸成。当时，《文汇报》奉中宣部之命复刊已近半年。那场著名的关于电影的争论，正闹得火热。当时，宣传工作会议虽然还未召开，“双百”的提法已经传下来。徐铸成很兴奋，但也有不少疑虑。对十年前之嫌隙，两名小同乡都不再提，而是反复切磋这八个字的含义。此时正主持着一张报的徐铸成处处显得比较保守，而即将接手另一份大报的储安平则“冒”得多了。他不同意“争鸣”只限于学术界，觉得应该扩展到政治领域，鼓励大家多讲话。他断言：“百家争鸣是全面的，电影讨论只是一个局部。如果电影都不能谈，还谈什么百家争鸣？”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致送《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给中共高干内部阅读。信中，伟大领袖把共产党人分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把社会各阶层人士分为左派、中间派、右派，并指出“在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

一日之间，东南风忽然转西北风了！！！
为了让民主人士“猖狂一个时期”，毛泽东还在上海发出了指示：“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
这罗网，便是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组织、召集的一系列整风座谈会。座谈会是从5月8日就开始了的，先后搞了多达13次，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发表意见，来帮助中共整风，百家争鸣。
5月21日，章伯钧发言。如果说，他的与会是中了毛泽东“引蛇出洞”之计，那么，储安平6月1日发表“党天下”言论，则被许多人视为是“自投罗网”。储安平提出震撼全国的"党天下"之谏，即随後发表於第二天《光明日报》的《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一文，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於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地位，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无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阅後钦佩不已，称"储安平是个勇士"。
这样，毛泽东便有理由大张旗鼓地发动反右运动了。他把民主进步人士定性为“牛鬼蛇神”，把“右派”说成了“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百家争鸣”就是“向党猖狂进攻”！6月8日 毛泽东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倡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全国反右斗争开始。

6月8日，《人民日报》刊出了《这是为什么？》社论（其实毛泽东自己写的），至此毛泽东发出了反击右派进攻的正式号令。这次，广大民主进步人士和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精英们的“百家争鸣”，前后不到一个月，就被打成了“反革命”！在中国当代历史上，一场以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为主要角色的践踏知识分子、打击民主进步人士的惨剧，是就这样开始的。
8月，储安平、徐铸成等被打成大右派，被撤职并送郊县劳动改造。　　

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分析，历史的教训一再论证：毛泽东实行的是一整套、完全的极左共产主义学说和以公有制为特征的计划经济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文化虚无主义思想。并非“双百”方针本身出了什么差错，而是没有真正地落实到底，错误地把“争鸣”出来的“言论”打成了“反革命”，以言定罪，剥夺了公民的话语权和人身自由，无法律可言。

1980年5月8日，55万余顶右派帽子已全部摘去——它们是在1957年夏天和以后的几个月里被陆续制作出并扣在别人头上的。
帽子已不复存在，对当初“戴帽”这一动作的必要性仍有说项。也就是说，在经过了复查核实、推敲议论、左右上下平衡之后，终于勾出一类“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的人。从中央一级而言，他们是最后筛出的27名“上层爱国人士”中的5名；如果再加上地方上的90多名，占原戴帽者的0.0189％，即不足万分之二，以此来支持“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了”这一论断。
这中央级的五名“不予改正”者是：
　　章伯钧，当年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委员、中央交通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
　　罗隆基，当年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委员、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
　　彭文应，法学家，曾留学美国威斯康辛的哥伦比亚大学，继而返国在上海法学院等校任教，上海市民盟盟员，笔者至今也弄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彭先生这种没什么言论，也算不得“要角儿”的人也被排在不予改正之列；
　　储安平，当年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光明日报总编辑；
　　陈仁炳，当年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　　他们当中，19世纪末出生的“章伯钧同志”的骨灰已于1982年深秋郑重地移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比他年轻3岁的“罗隆基同志”虽然逝于69岁，却在他90岁冥寿时享受到了一个由公家出面主办、且专为缅怀他一人而开的纪念会；“朴素谦和”的彭文应是戴着帽子辞世的，那是1962年；陈仁炳后来居住在上海。
　　储安平呢？
他消失了，在他58岁的时候。 不错，他是“大右派（不予改正）”，同时也是小说集《说谎集》、杂文集《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和特写集《新疆纪行》等书籍的著者。


萨空了是热爱香港的。他从1937年上海陷落去香港，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回到北平。10多年间，他几出几进香江，其间，他曾被重庆的国民党绑架，关了一年半集中营。到了晚年，有一次，《人民政协报》总编辑王禹时坐在小院竹林旁，他向萨老讲诉本报报道的热血洒在辽河边上的香港医生潘恩良的事迹时，他几乎流下眼泪。世代生长在香港的青年医生潘恩良，志愿来到偏僻的辽河之畔台安县，不论严寒酷暑，不分白天黑夜，为患者医病送药，一直到殉职在患者的病榻旁。那时，他是县政协副主席。全国和香港各大报都转载了本报文章。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港澳办、中共辽宁省委都作了“学习潘恩良的决定”。萨老把搭在轮椅上的右手放在王总编的膝盖上，一股热流，传递着他的深情。临别时，萨老让夫人拿出一本刚再版的他的《香港沦陷日记》，他翻开1943年初版时的《序言》，在一处用铅笔画了一个勾，并签上“禹时同志惠存”，郑大姐加盖了萨老的名章，这成了王禹时的珍贵藏念。当夜，他读赠书时，仔细品味了萨老勾出的那段话：“我常常警告自己，不应把自己所编出来的报纸，当作翌日即是覆酱剖的烂纸，而应当把它看成人类历史记载的一部分。假使不能将亲历的一切忠实地写出，那我们就是那些伪造历史者的帮闲，即使出于无心，也是罪无可绾。”王禹时反复咀嚼回味，萨老的话，使他这一生搞文字的人，感慨良深。
萨空了是著名的民主进步人士。他在救国会、民盟等民主党派里做了不少工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上做出了突出成绩。冯亦代说：我曾经和他开过两次“舌战”，一次是人民救国会解散的时候，我那时在政治上十分幼稚，又“左”得出奇，因此反对解散。可是沈衡老（钧儒）等则认为救国会已完成历史使命，派空了来说服我，从上午谈到吃晚饭。那天思想不通的不止我一个，空了真有如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气概，终于说服了我们。另一次民盟要在新闻总署发展组织，委托我做筹备工作。我那时思想又偏到另一方，既然救国会已完成历史使命，民主同盟又有什么作用?但最终却还是被他说服了，这说明他的口才和政治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副署长。196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十年浩劫中，空了同志受到批斗和揪斗并下放到五七干校，从事养牛。后来得到周总理的关注，带病从干校回来并恢复工作，他仍以极大的热情投人工作直至一病不起。
1983年后，萨空了曾任《人民政协报》总编辑等职，著有《萨空了文集》行世。对他主持《人民政协报》期间的一些事情，王禹时评价说：
1978年，萨老调全国政协任副秘书长。1983年4月他创建了《人民政协报》，并任总编辑兼党组书记。当时萨老已是76岁高龄，患了脑血栓等多种疾病。1984年，组织决定要我来接替担当此任，我在犹豫中，去见萨老。那天，小院的竹林被一层白雪覆盖，显得幽雅和富有诗意。在轮椅上，他谈吐口齿清晰，思维敏捷。我谈了我的顾虑：我愿选择办报的道路，但我是个书生、太刚直，认真，最害怕的就是人际关系。他认为，这难以避免，并说他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当年他办《立报》，是成舍我推选的，但后来在香港办《光明报》，两人因政见不一闹翻了。他说：“我给你一条锦囊妙计，秘书长彭友今公正厚道，也搞过新闻，有事多找他谈，我也会和他打招呼。”以后直至萨老谢世的四年中，我每月至少去看他两次，像这样清楚的谈话只有三次，他的夫人郑小箴每次都是一句话：“真是缘分，都五天没说话了，今天说的这么多。”
1985年1月，我接任萨老《人民政协报》的职务，报纸改为周双刊。萨老仍是编委。我看望他时幽默地说：“您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来向您报到。”他反映灵敏地一字一顿地笑着说：“还有下半句：我是你的臣民。”我们都笑了。因为这是毛泽东接见末代皇帝溥仪时的一句幽默话。 2月春节过后，我去拜年，那天他精神非常好，让夫人把轮椅推到书房去，叫我谈谈报社改革的情况。我简要从机构、编制、人员、经费等谈到版面。我说，我国惟一的统战报纸大政方针已定，版面也形成眉目，我只有萧规曹随了。但是，我还想从政协职能角度抓些问题和典型。他颔首同意。
萨空了当了《人民政协报》的总编辑以后，向报社人员推荐了一本书，叫做《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这本书是邹韬奋当年创办和管理新型的生活书店的经验结晶。萨空了同邹韬奋早年一起办过进步的文化事业。两人是挚友。现在，推荐这本书，是要把邹韬奋科学管理生活书店的一套经验，给《人民政协报》作借鉴，来科学管理一张报纸。
邹韬奋管理的生活书店，在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真正做到了“用人唯贤”。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没有隔阂，有共同目标，也可施展个人才华。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把一个生活书店和它的《生活周刊》办得生机勃勃。
现在《人民政协报》吸取过去办民主党派报纸的经验，当然，也把邹韬奋的经验借鉴过来了。那里，要求工作人员个个都有事业心，同甘共苦。编辑部人员比别的报纸要少得多，而报纸办得却很有生气。发行量在不断增加。萨空了说：“办报不在人多，而在于精。都有事业心，又有真才实学，报纸就会办好。”
萨空了说：“新闻工作不是一般文字精通，或者一般学识水准以上的人所能胜任的。科学的基础知识，丰富的常识和对某方面的专门研究，是对一个新闻记者的基本要求。”他说，这种人才要提早培养，要花上二三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说到这里，他有些激动起来。
“我们往往不会选人才，又不会爱惜人才，还常常扼杀人才。”萨空了感慨地说：“三十年我们没有培养出多少出色的新闻人才。选才、用才、惜才是个大问题，领导要有远见。”
萨空了从人才管理又谈到报纸的经营管理时，首先讲到广告。他说：“报纸要求宣传真实，所以刊登广告也要实事求是，不能影响办报的宗旨。”他很赞赏当年生活书店的作法。他们为了维持《生活周刊》的生存，也不得不考虑赚钱，因而也登些广告。但是，他们决不为了钱去乱拉广告而使事业衰败。为此，他们作了一些规定：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招摇撞骗的广告不登，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等等。他们是以把刊物办好，扩大销售量来赚钱的，而不是为赚钱才办刊物的。萨空了说：“在旧社会，进步刊物尚且能做到如此，在新社会为什么有的报刊只为钱而不顾读者是不是欢迎呢？”
“我并不是一律反对登广告”，萨空了说，“广告也有新闻性，例如，书刊出版的广告、医药广告等等，但是也该有所选择，特别是广告的用辞用语方面，应考虑实事求是，不能骗人坑人。”
萨空了对他的一位朋友说：“过去办报，多半办的是短命报；晚年，我可以办一张长命报了。”这张长命报，就是现在的这张真正能代表各民主党派共同利益的《人民政协报》。

潇潇竹雨，流光如霰。王禹时回忆说：萨老在世的最后三年，在轮椅上语言就很少了。我去拜望他时，总是傍靠轮椅，默默地坐着。看得出，有时，他力图将胸中的汹涌波涛喷出，但急得唇颤面赤。1986年初夏的一天，下班后我去看他。我们坐在竹林旁，他仰视天空，凝望着夕阳染红的蓝天下飞鸣的群燕，那感情看来是复杂的：遥想，寄思，伤怀……突然，他清晰地吐出两个字：“燕子！”接着，他告诉我：“我的生日是阴历二月十三。”他还指着书房说：“我的资料，今后你随时可以用。”是什么思维之舟，使他看见燕子，联想到自己的生日，又想到资料？后来我住医院，每看到窗前飞过的燕子，就想起萨老。我写了两首燕子词，借以怀念萨老。其中有两句是：“夕阳为墨天作纸，遍写情思有谁知？”
1988年10月10日，我去看萨老，他精神很好，对自己不能再办报，表示遗憾。他还对没有给我写字，表示歉意。10月16日上午，突然报来噩耗，萨老于清晨去世了。这一天，恰是我的忘年师长钱昌照副主席辞世的第三天，也是三年前萨老赠书给我之日。我悲感顿生，四年来默默中不多的铭言，一齐涌上心头，那都是掷地有声的珍宝啊！

《从香港到新疆》内容提要：
    萨空了在书中详尽记载了1939年3月10日至9月13日，由香港到新疆的见闻和感受。他以一介文人在香港组建了一支满载敏感物资的车队，又押车从香港经过越南，再穿越烽火连天的中国抗日战场。一路上备尝艰辛，还为西北建设招兵买马，为友人挈妇将雏，到新疆即办起日报。萨空了是想通过此书的出版告诉大家，对一般知识分子来说『行万里路』比『读万卷书』更为重要。
【导 语 目 录 前 言 后 记】
 序
一 香港到海防
二 安南一月
三 镇南关到重庆
四 重庆二月
五 成都三周
六 成都到皋兰
七 皋兰兼旬
八 皋兰到酒泉
九 酒泉到星星峡
十 星星峡到迪化
【基本信息】
出版社：宁夏人民 出版社
作 者：萨空了著
类 别：文 学 -> 中国文学 -> 中国文学- 小说
出版日期：2000-08-01

【《香港沦陷日记》】
据当时的日军香港副总督平野茂记载，1942年8月，他通知防卫司令部冈田梅吉，命令部下在香港迅速建立500家慰安所（军妓所），冈田梅吉命令第68大队长中川金光负责执行。于是，日军将西自军器厂街口，东至勋宁道的地段宣布为军队征用区域，域内的居民必须全部撤离，共计160多间房屋。为了有效建立慰安所，日军还指令久宫傅一中尉联络黑社会势力协助。根据一名曾是黑道中坚人物的人透露:当年被迫协助日军的有“单义”、“福义兴”、“同新和”、“和安乐”、“和联胜”等黑道组织，而得到的好处是每人50斤大米和30元军票。当时“慰安妇”人数达1000多人。萨空了在他的《香港沦陷日记》中记载曾亲眼目睹日军的“慰安妇招贴”:“上面写着日本军慰安所’招用军妓，并有‘名额有限，报名从速’的字样。”

《萨空了文集》简介：
收入这本文集的一些文字，就是从空了先生20世纪20年代以来撰写的众多的新闻理论、艺术理论、新闻评论、艺术评论文章中筛选出来的。这些文章，既反映了他多年来在上述领域进行探索的历史轨迹，也是他在上述领域长期实践和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这些，对于今天的新闻工作者和艺术工作者来说，具有重大的学习借鉴和参考价值。
 
萨老是一位才子，能诗会画，书法也别具风格。他的许多事业是在香港建树的，他的许多朋友也都是在香港结识的。他的客厅里悬挂着两轴书幅，一幅是郭沫若亲书自作词《满江红》，一幅是柳亚子的书轴：

　　热心公益无事忙
　　有求必应香港脚

　　乔木　夏衍　铁生　仲华　尊棋　宗汉诸子戏为谐语赠空了道兄留念　并属亚子书于素纸　时1949年2月26日

　　乔木（乔冠华）为首的这些老一代文人，以诙谐的口吻赞美这位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奔波的报人，真是充满了亲切感。萨老一直到临终都将之挂在身边，其深情可见。

他兼任新闻摄影局局长时，对于我国的摄影事业和出版画报工作多所辟划。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既能从事组织工作，又能谈论艺术。他多次带领文艺团出国演出，为祖国博得声誉。
毛主席标准像还是萨空了首先建议并组织技术人员让时任新华社摄影部技术组组长的陈石林制作的。他制作的毛泽东像现在已成为广泛使用的政治视觉符号：悬挂在天安门城楼，印刷在百元、20元人民币上。
1949年，时任中央新闻摄影局局长的萨空了创建新华社摄影部之后，有一天他首先建议，为毛主席拍摄一张正式标准像，摄影局派了四位记者前往拍摄。萨空了请陈石林从毛主席大量工作照资料中找出一张照片，通过暗室后期加工，制作出一张标准像。他们前后共制作出四版主席像，从而陈石林便成为了制作毛泽东标准像的专家。第一张制作出来就获得了巨大反响，毛泽东本人也非常满意，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张像印制发行了2000多万张，传遍了40多个国家。直到2000年，我国发行的新版百元面值的人民币和新版20元面值人民币上的毛泽东头像，也是依照这张标准像印制的。第二张是上个世纪50年代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画像的样本，一直挂到1959年。1959年9月底，距离国庆只剩下几天了，还没有主席像，中央的人急得不得了，派了新华社两位摄影师去。陈石林制作了第三版。这张照片向全国发稿，1959年10月1日国庆十周年，全国各大报纸都刊登。第四版是毛主席亲自圈定的，已经在天安门悬挂了40多年，这张照片拍摄于1964年。

萨空了为我国连环画的创作出版也做了不少工作。
姜维朴回忆说：
我和萨空了同志相识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他是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同时兼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沿用至今的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社名，是他专门请周恩来题写的。
　　我与连环画结缘50年，和萨空了有直接关系。1953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连环画编辑室，萨空了指名把我调到这个编辑室做负责人，从此经常向他汇报和请示工作。直至1988年8月，老社长去世前两个月，我去看他时，他说话已经有些迟滞了，仍然念念不忘连环画的形势。
　　自1953年起，我们着手将《水浒》改编成连环画，这是新中国第一部长篇画库。我们拟订了改编计划，并编写出第一集脚本，预备以后约稿时供作者参考。萨空了不仅仔细看了这个计划和脚本，还多次参加我们的会议，并给每一集题写了书名。这套书改编到《三败高俅》之后，对“招安”以后的内容是否应该改编，有不同看法。我们经过研究，认为应该改编，萨空了很快批示，支持改编，并要我们保持原作的现实主义思想。
　　1955年5月号的《美术》杂志发表了一篇针对当时极受欢迎的连环画《孔雀东南飞》（邵甄等编，王叔晖绘）的批评文章，几乎全盘否定了这部连环画的创作，这显然有失偏颇，也不利于今后连环画工作的正常和健康的发展。我在萨空了的支持下，写了一篇文章，对这部作品作了全面、客观的分析，我把初稿送给萨过目，并在他的建议下加了这样一段话：“恰当地指出这个脚本的缺点和错误以便改正，肯定它对读者有利的主要方面以示倡导，从而提高脚本的质量与数量，界限分明地同毒害读者的黄色书刊做斗争，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萨空了同我研究文章时的亲切神情，至今还历历在目。
　　经历过“文革”的劫难，连环画又获得了复苏。我每次去探望萨空了，他都仔细询问连环画的开展情况。1981年举办了全国第二届连环画评奖，同时召开了全国性的连环画创作座谈会。我特地请萨空了到座谈会讲话，当时他正忙于民委和全国政协的工作，十分繁忙，但听说为连环画讲话，立即答应下来，并在会上一气讲了两个小时，我还记得，他讲到连环画工作者的责任时感情激昂，大声说：“鲁迅提的‘救救孩子’这个口号，现在似乎还可以提出来。那时人口四亿多，现在提高了一倍半。连环画的作用，对于广大农民和少数民族，可以说是百科全书……你们可能没有注意到连环画普及文化教育之伟大，和对国家建设的贡献之伟大！”
　　1981年6月，正值《连环画报》创刊30周年，我请萨空了为刊物写几句话。不几天，他便寄来亲笔所题的十四行诗：建设社会主义中国不能忘记十亿人口其中八亿是农民更要切记我国版图内多半数是民族地区文字难识或无文字造成文盲比重特大影响国家难搞四化图文兼貌的连环画有助于人民的知识化卅年经验已经证明应再实践发扬光大谨代精神饥饿群众请命文艺出版家经过反复考虑，1984年，我在《新连环画的35年》一文中提出了成立连环画专业出版社的建议，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萨空了，他听后紧紧握住我的手，两眼闪动着欣喜的光芒，连连说：“好，好，维朴，想得好，我完全同意！趁你和你的同志们还能干，就干下去，为了子孙后代，干下去！我身体不行了，但我一定尽一切可能，支持你们。”他这时两腿走路已不方便了，但在我告别时，还执意站起身来，又一次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不久，我们将成立出版社的方案上报时，萨空了也在当年10月27日亲笔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同志，积极推荐我们的方案。
　　经过一年左右的筹备，1985年10月17日，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在政协礼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告成立。当时萨空了的病情正在发展，行动要靠轮椅，但他却第一个到会，从政协礼堂一楼坐轮椅到三楼宴会厅，向到会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参加招待会的还有从上海专程来的赵家璧，两位老人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又都是连环画事业的热心倡导者。几年后，我到上海拜访赵家璧时，言及萨老坐轮椅出席会议的情景，赵老还感慨再三。
　　1988年8月，我最后一次去看他，他说话已经困难，还一再询问连环画的形势和连环画出版社的情况。告别时，他用眷恋的目光，久久望着我，几次重复说：再见，再见。两个月后，萨空了离我们而去。
　　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另一位创始人朱丹曾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谈到他和萨空了创办《连环画报》时一起切磋发刊词的情景：“我和萨空了探索了多少次适合于连环画的文字形式，曾考虑到用散文不如用韵文，用旧体诗……我和老萨都是尽了力的，甚至亲自实验过……记着，不要忘了萨空了。”
本人最近才又获悉，萨空了不知是在哪年在广州教过书。据报道：广州市知用中学是广东省一级中学，更是一所具有82年历史的优秀名校。在知用中学的历史上，鲁迅、茅盾、欧阳予倩、廖承志、夏衍、萨空了等著名文人学者都曾在这里任教。
萨空了于1988年10月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留存之重要著作是长篇小说《懦夫》，代表性艺术精品有他组织制作和主编的《毛泽东像》。他一生为在中国发展民主政治而努力，在祖国的文学、艺术、新闻等文化战线上做出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他与民主党派人士张伯钧一样，是一位优秀的民主战士，也会长久活在中国人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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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代表中央与中国两亿多网友们进行在线交流，是民主政治的积极实践。因此，广大网友们举起网络武器，通过网上建言，积极主动地投入发展民主政治的时代行列，也是一个合法渠道。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玩转网络新时代。全球“网络政治”正在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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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综合报道：
普京-2001年3月6日，作为第一位参与网上互动的俄罗斯总统，他通过直接而坦率的回答，让其“值得信赖”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俄罗斯人脑海里，从而为其再次凝聚俄罗斯民族向心力、彻底解决“府院之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默克尔-当年与施罗德竞选总理时，虽然最后默克尔获胜的原因很多，但她成功地利用网络也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把互联网纳入了政治竞选体系中。”
·阮晋勇-2008年2月9日，越南总理阮晋勇首开网络聊天先河，网友提出的2万多个问题，多数都与惩治腐败、扶贫等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由于是越南总理首次与公众网络聊天，所以在当地反响空前。
·内贾德-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2007年8月建立了个人博客，几个月来内贾德利用网络与民众就一些敏感问题进行了直接沟通，显然为他增加了不少印象分。
 ·卢武铉-在2002年的总统大选中，出身草根阶层的卢武铉凭借其大胆、直率的风格，获得了年轻选民的青睐，网民在网上结成“爱卢会”，使得卢武铉的支持率急速上升，为他最终当选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伊朗人的博客上，“参政、议政”是不少文章的主题。政治题材的评论和转帖占到了６０％，内容主要涉及国际社会对伊朗的看法、伊朗核问题、伊美关系等。还有爱国学生在博客中专门介绍伊朗社会的真实情况，反驳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
 ·如果说电视作为一种媒体在越南战争中崭露头角，那么，伊拉克战争则开始让“博客”这一新兴媒体大显身手。他们不仅仅是在及时向亲友汇报战况，他们更是在“通过博客撰写历史”。
·2006年人民网“社会责任博客”的获得者叶青代表，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从去年3月2日在开博至今几乎每天都要写博客。叶青表示，通过博客与网友交流，不受时空限制，而且效率非常突出，已经成为他的调研新方式。
 ·中国网民在两会期间正踊跃投入到建言献策中，12万个问题向温总理提出吸引众多媒体关注。“这是个好事，说明老百姓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2002年，普京总统接受全民访问时，摩尔曼斯克州一位名叫柳时的造船工人曾向普京抱怨，称自己半年没有领到工资了。结果在聊天后，柳时和他的同事们很快就从厂里领到了被拖欠的工资。“这给了俄罗斯网民很大的动力。”
·2007年2月，俄第一副总理梅德韦杰夫、联邦移民局局长康斯坦丁·罗莫达诺夫斯基等大腕级人物，都曾亮相于俄罗斯网民面前，接受网友质疑、履行对网民承诺。
 ·在美国myspace网站中，迄今“最风流的”是25岁的美国丽人特瑰拉，她被称为“网络时代的麦当娜”。
·金女士 ，45岁的韩国人，为韩“网络每日电”撰稿的47000个“义务记者”之一。2005年，由于出色的撰稿贡献，被授予年度最佳“平民记者”称号。
·吉尔 ，２２岁的美国女大学生，正在攻读“特殊教育”和“英语”专业双学位。通过社交网站facebook结交了700多名网友。她的体会是，与前辈的传统社交方式不同，网络全球化时代的“网络交友”已取代了以往的面对面交谈或借助于固定电话的“煲电话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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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总书记说：“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
依我看，网络技术将替代纸质媒体。先是网络出版、后才纸质发行的时代，也为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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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懂电脑和网络的写作家，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评论家在网络时代已经失业！因为，网民们个个都是评论员，个个都是写家。一个全民写作运动，已经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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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要加入“网虫”大军，它明确表明了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玩转网络新时代。数字时代，“新公民”当家，全球“网络政治”正在升温！在信息化社会，通讯、传播技术步入互联网时代，全球政治无不处在一个网络实践之中。这一变化影响着人们对于世界判断与思考。此刻，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力都受到互联网发展技术的考验。国际争端、社会民情与事态，甚至人们的情绪化表达，都在互联网中得到了快速反映，这迫使执政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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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一个好的光荣传统：讲政治，关心政治。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其收视率要比其它节目高得多。让广大“网虫”们拿起手中的网络武器，继续“讲政治”吧。我们的网民必将能够大有作为，我们的网络也必将成为中国民主进程的先锋和领袖。今后中央决策将会更加注重听取“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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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6、20”在线交流，必将开辟中国特色民主的新渠道、新先河！
中国全体公民真正“参政、议政”的时刻已经到来。
网络武器，可以建立民主政治。

　　6月20日，胡锦涛总书记来到人民网，与网友在线交流，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是自1994年互联网接入中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一个瞬间。从此，中国互联网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胡锦涛带领我们全中国人与时俱进，又迈出了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大步！
它让人回望互联网在中国风生水起的不凡历程。十几年间，一个信息时代的后来者，奋步疾行，让新技术在五千年文明古国活水涌流，终成波澜壮阔之势。2.3亿活跃其间的参与者，成就了中国“网民人数世界第一”的地位。
上午9时13分，人民网强国论坛给网友发布预告：“各位网友，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胡锦涛总书记今天来到人民日报社了。过一会儿，他将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同网友们在线交流。”

　　上午10时，胡锦涛总书记来到人民网。在强国论坛，胡锦涛总书记听取了论坛情况简要介绍，随后，兴致勃勃地同网友们在线交流。人民网进行了网上图文、视频直播。

　　以下是胡锦涛总书记与网友在线交流实录：

　　主持人：胡锦涛总书记，您好！我们知道您非常关心互联网的发展，关心人民网的发展。今天您亲自来到强国论坛，我们版主和网友都非常激动，深感荣幸。请您跟我们的网友说几句话吧。

　　胡锦涛总书记：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有机会在网上和大家交流，我感到非常高兴。首先，我要借此机会，向网民朋友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主持人：感谢胡锦涛总书记对广大网友的问候。网友得知您来到强国论坛，他们纷纷上帖，有的网友向胡锦涛总书记表示感谢，还有的给您提了一些问题，我挑几个问题给您念念，请您和网友作个交流。有个叫“大好河山美如画”的网友问：总书记，您平时上网吗？

　　胡锦涛总书记：虽然我平时工作比较忙，不可能每天都上网，但我还是抽时间尽量上网。我特别要讲的是，人民网强国论坛是我经常上网必选的网站之一。

　　主持人：还有一个叫“快活三”的网友问您：总书记，平时您上网都看些什么内容？

　　胡锦涛总书记：平时我上网，一是想看一看国内外新闻，二是想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关心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看法，三是希望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对党和国家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

　　主持人：还有一个叫“小火龙”的网友问：总书记，网友们在网上提了不少意见和建议，您能看到吗？

　　胡锦涛总书记：网友们提出的一些建议、意见，我们是非常关注的。我们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需要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通过互联网来了解民情、汇聚民智，也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主持人：谢谢总书记。各位网友，因为胡锦涛总书记接下来还有其他活动，在强国论坛同大家的交流就到这里。

　　胡锦涛总书记：因为时间关系，今天不可能和网友们作更多的交流。但是网友们在网上发给我的一些帖子，我会认真地去阅读、去研究。最后，我要借这个机会，祝愿网友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阖家幸福！谢谢。

　　主持人：代表网友，谢谢您！

这是中国网民最幸福的时刻。
《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中，当谈到网络技术时，胡锦涛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新闻舆论领域的斗争更趋激烈、更趋复杂。在这样的情况下，新闻宣传工作任务更为艰巨、责任更加重大。”“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要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要把发展主流媒体作为战略重点，加大支持力度，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努力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沿阵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平台、促进人们精神生活健康发展的广阔空间。”
胡锦涛总书记专门来到人民网，并通过强国论坛同网友们在线交流，在广大网民中引起强烈反响。正如人民网刊发的人民时评《总书记在线交流鼓舞网民振奋人心》一文称：我们从中看到，中央领导不仅从战略高度非常重视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也非常注重对互联网的“亲密接触”。互联网不仅成为中央领导同志的一种“在线生活”方式，更成为了解民情、听取民声、体察民意、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网友的意见和建议、看法和心声，不仅能够实现横向的交流与沟通，也能够实现纵向的交往与互动，这是网络民主政治的一种积极实践，对于推动互联网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有着重要意义。
总书记做客强坛，与网民交流透露出三大信息，一是互联网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已具有重要地位。二是党中央对互联网的建设和发展将会更加重视。三是今后中央决策将会更加注重听取“网意”。我们相信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随着中央的重视，我们的网民必将能够大有作为，我们的网络也必将成为中国民主进程的先锋和领袖。
它体现了中央乐于听取民意，尊重民意，重视对来自网络的声音，是亲民尊民的生动体现。中央一直很重视网络建设，这次“在线交流”发出一个更为强烈的信号：党和政府对互联网、对网民将会更加重视。

互联网已成为各种社会思潮、各种利益诉求的集散地，是观察了解现实社会状况的一个重要窗口。使用互联网、发展互联网，通过互联网来改进工作、促进发展、繁荣文化、涵养生活，不仅是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更是我们党坚持以人本、执政为民的具体体现。
胡锦涛总书记的这次在线交流，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网民的大力肯定。这是一个莫大的进步。一个大国的最高领导人，通过互联网，与网友在线交流，这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网友说：今天真是个好日子，能和胡锦涛主席交流真的是太激动了，希望主席可以多和大家交流一下。网友们继续说：对于此次交流是开了国内论坛的先河，幸运的是我们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这一刻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有网民说，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都是亲民的好领导，现在能够和网民一次亲切的交流，让我们网民非常的感动，希望能有更多的领导和网民积极的沟通，听取网民的心声。
对于中国互联网政治具有划时代意义：
网友：对于中国网络政治和中国网民来说，这必将是具划时代意义的一天！现在，人民网强国论坛已被人挤得水泄不通，很难打开了。但我还是要挤进去，总书记首次与网民面对面这一历史时刻，每一个网民都希望成为见证人！
网友：一个高效务实的政府，必须是一个政策能够无障碍下达，民情能够无阻力上传的政府。充分利用网络传媒正是能够实现领导高层与最基层民众对接的“一个重要的渠道”，我们从总书记的话里看到了这个“渠道”现在以及将来的活力所在。

网友：通过网络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渠道，而且网民通过网络发表看法或者和领导在线交流，一般不会拘谨，不会有所顾忌，往往能够直接了当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想听真话，那么就请到网上来交流！当然一些领导心存顾忌，怕网友提的问题太尖锐，或者太复杂，一时无法应答可能没有面子，事实上大可不必有此担心！如今总书记已经给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作出了表率！我们相信，总书记的这次与网民的在线交流必将开辟中国特色民主的新渠道、新先河！让我们记住这一天：6月20日 ！